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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来已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密集辞职

来源:http://www.roro2.com 作者:必威betway 人气:70 发布时间:201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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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独董退隐大戏开锣:近半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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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来已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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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陶喜年 发自杭州

近1/3上市公司独董来自高校

2015年四季度以来,教育部掀起高校独董问题监管风暴,润和软件、华信国际、豫金刚石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独董春节前后集中辞职。“新华视点”记者统计发现,3个多月已有超过300名高校独董离职。高校独董密集离职潮透露了哪些反腐和公司治理新信号?

  壳资源依然火爆

继官员独董集体辞职后,在上市公司独董中占比最高的高校独董,也开启了密集的离职潮。

教育系统反腐风暴中,

严管高校副处级以上干部,辐射普通教师群体

  借壳价格步步高

11月初,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明确要求高校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

“高校独董”密集辞职

2015年四季度《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的下发,以及2015年12月初教育部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位原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的通报,让不少高校加快了清理高校独董的步伐。

  注册制改革的脚步越来越近,二级市场“炒壳”的风气却更加疯狂。例如,巨人[微博]网络借壳的A股公司世纪游轮,自11月11日复牌以来,已经连续19个一字涨停。该股最新收盘价已接近176元,较停牌前31.65元的收盘价涨了近5倍。有分析师表示,2016年上半年壳资源将面临最后疯狂。近几年来,由于拟上市公司大幅增多以及IPO多次暂停,IPO排队企业的数量一直处于高水位,不少急于上市的企业转向借壳。想要借壳的企业增多,壳资源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借壳费动辄数亿元。2012年IPO暂停后,借壳费经历过一轮急涨后攀至4亿元左右。其后,借壳费便居高不下,甚至有壳公司叫价10亿元借壳费。

此后仅一个月不到时间,就有几十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宣布高校系独董辞职。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按照“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的严格要求,大致有近一半高校独董必须辞职。如果把这些独董全部清理,上市公司独董或将出现严重空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劳佳迪 | 上海报道

记者梳理发现,离职的高校独董中绝大多数为领导干部,但其中也有并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普通高校教师。辞去岳阳兴长独董的唐课文,辞职原因是“由于在湖南理工学院担任了较为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等原因”;而辞去大唐发电独董的姜国华,辞职原因是“因需投入更多的精力于其现任职的学校工作上”。

  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大怪现象,就是“壳”交易的持续旺盛不衰。尽管注册制的推出风声甚劲,尽管不少人对借壳上市颇多微词,但是壳资源的买卖依然如火如荼,甚至火过以往,壳的价格直冲云霄。显然,没有必要从“该不该”来询问这一现象“高烧”持续不退的原因,也没有必要从“好不好”来做价值评估。说到底,借壳的持续高烧,还是有市场需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要追问,可能问题还是出在制度层面。面对庞大的融资需求,面对诸多公司的上市愿望,面对企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资本市场的反应显然是不够的、过慢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物以稀为贵,在融资需求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壳资源的价格不上涨才怪。现在,注册制已经呼之欲出,其他措施也在谋划之中,或许会对未来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自2001年A股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以来,从北大、清华到普通地方高校,数以千计的高校人员先后走上上市公司独董岗位。其中既有院士、校长、院长、系主任、学科带头人,也有普通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他们少则兼任一两家独董,多的达五六家,年收入高的超百万元。

聘请拥有高校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成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时髦之选。据近两年公开信息统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名单中,每3个就约有1个出自高校的教师行列,比例远远高于官员独董。

据了解,去年教育部的专项检查以及此前的多项规定,主要针对高校领导干部这一群体。例如,2010年教育部向部属高校下发《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明确“不准违反规定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2013年10月中组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的意见》也对党员领导干部兼职企业进行了严格规定。

  央企下大力推动混改

高校独董既给上市公司治理带来一定帮助,也在高校内部引发不少争议。高校独董究竟能否起到中立、监督的作用,如何平衡行政、教学、科研与上市公司兼职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校师资队伍普遍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其变身董事会座上宾的主要原因。但这场看起来似乎无可厚非的双赢游戏,近日却遭到教育部的当头棒喝。

北京几家高校中曾经兼任过独董的多位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对领导干部进行严管,并未明确出台对普通教师离任独董的规定,但是一些教师出于未来行政晋升等综合考虑,主动辞去了上市公司或未上市企业、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职务。

  油价暴跌油企困难多

12月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案件进行通报。

12月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被教育部通报处分,两位在任职上市公司独董期间违规兼职所得也被悉数追缴,一轮围绕“高校独董”的争论开始发酵。

监管风暴剑指“高校依赖”背后三大问题

  临近年底,油气改革方案即将出台,中石油正在全面加速混改。前不久,中石油公布了天然气管道资产改革的方案。近日,广汇能源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广汇清洁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乌鲁木齐高铁枢纽综合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石油新疆公司签定投资合作协议,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运营加油加气站项目。这已经是中石油与广汇能源第二次合作,也是其在新疆发力混改的又一举措。有油气分析师表示,油气改革方案全产业链改革已成为共识,中石油作为改革主力,正在上下游产业链逐步发力。近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宜林主持召开集团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在会上表示,2016年将是公司发展极为困难的一年,公司要立足于应对国际油价可能较长时期低位运行的困难局势。

根据通报,自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取酬126.6万元。刘亚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情况,未向组织报告,兼职取酬未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申报,严重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和组织纪律。

教育系统反腐大棒挥下,清查“高校独董”很可能引发继清查“官员独董”之后的又一次反腐地震。

一大批兼职独董的高校干部教师集中离职,以及上百名高校教师仍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担任独董的现状,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严重的“高校依赖”症。此轮高校独董监管风暴,正是指向这一病症的几个深层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大型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一直为市场所关注,也多次牵动市场的敏感神经。对中石油这样的油气大型央企而言,除了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外,油价剧烈下跌导致经营困难也是这些企业必须面对的严峻形势。从上面的报道看,虽然戴上了“混改”的大帽子,但是力度和深度还很难说有突破性进展,完成真正波及整个产业链的大改革,恐怕还需时日。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油价跌破40美元的大背景下,油气开采比重不低的石油企业,压力自不待言。公司领导坦言,公司要立足于应对国际油价可能较长时期低位运行的困难局势。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央企,也亟须寻找到自己的转型升级方向,削减过剩产能、推行轻资产化可能是未来的大趋势。

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担任院长期间,先后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兼职取酬合计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汤谷良虽向学校报告了兼职,但隐瞒了取酬问题。

官员独董被清理,大批高校教师补缺

——高校腐败。高校党政领导干部通过担任独立董事,安排上市公司负责人孩子就学,以此形成权钱交易,是高校独董备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监管风暴冲高校

教育部对此作出严肃处理:刘亚被免职,汤谷良被降职,两人均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追缴违规兼职所得。

近三成独董来自高校

在招生过程中因受贿千万元被查处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就曾担任7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些企业经营内容涉及网络技术、交通、数码科技、商业银行、基金管理等多个领域。

  “教授”独董忙辞职

时代周报记者发现,刘、汤两人分别是金融、财务专家。2008-2011年,刘亚曾担任上市公司宁波银行的独立董事(这是他担任独立董事的唯一一家A股上市公司)。汤谷良则先后担任江苏吴中、中国卫星、五矿发展、泛海控股、长江证券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被通报降职后,12月4日,汤谷良还被工商银行紧急取消监事提名。

按照国际定义,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董事。上市公司设立独董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没有发言权的中小股东权益,防止法人股、国有股一股独大,理论上由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或公司董事、监事、股东提名,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证监会对于董事会治理是有一套制衡规范的,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就要求设立越大比重的独立董事,原则上每家都不能少于两位,公司肯定会考虑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范围。”

必威betway,——有偿中介风险。有业内人士分析,高校干部教师除具备专业的理论研究素质外,很多都在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担任咨询委员、兼职顾问等职务。很多上市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些资源和社会关系,因此网罗众多高校教师担任独董。不过,这也同时增加了资源换利益的违规潜在风险。

  A股上市公司独董离职潮再度袭来,只是这回主角变成了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据媒体报道,上周已经有超过10家上市公司独董辞职,有媒体预计,到年底前将有200余位独立董事辞职。至于辞职原因,部分上市公司的公告泄露了玄机——11月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身处监管范围的一些独董不得不选择弃船自保。另据教育部党组12月1日通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因存在违规兼职取酬的问题,被给予严重党内警告处分并免去其校内职务。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根据调查,自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取酬126.6万元。刘亚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情况,未向组织报告,兼职取酬未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申报,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律和组织纪律。调查组同时查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担任院长期间,先后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兼职取酬合计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据悉,汤谷良向学校隐瞒了取酬问题,还多次持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擅自延长出访时间和更改行程路线,在科研经费中还报销其妻女往返美国机票费用,严重违纪违规。

因违规兼职被免职、降职,这是近年来,教育部对高校领导在外兼职实施的最严厉处罚。

他向记者透露,2013年10月中组部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的意见》(即中组部“18 号文”),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中的任职资格、报酬等方面都做出严格的限制和规定,随即沪深两市大批有党政领导干部履历的独董为保“官位”匆匆请辞,相对低调的高校教师就是在这之后大量补缺,密集涌入了上市公司董事会。

记者发现,高校独董的社会身份通常非常之多。如在A股某大型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某高校博士生导师,同时还兼任多个学会、政府专家委员会的社会职务。在某大型金融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某高校教师,同时还在中国卫生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医师协会等组织担任常务理事或专家。

  独立董事再次出现离职潮,只不过这次主角从官员换成了“教授”。更准确地说,是在大学里有领导职务的教授。本来,独立董事的设定,是为了让外部力量的介入,对公司董事会和大股东形成一定的制约,以便使公司决策更客观、更透明、更能代表众多投资者的利益。而这种力量如何能发挥“正能量”,前提是告别腐败,特别是防止利用手中职权为特定集团输送利益。从上述教授官员的被处置来看,虽然并没有在担任独董职务时直接“营私舞弊”的案例报道,但很难想象这些独董具有的“官员”身份不被利益所缠绕。其实,大面积独立董事离职暴露的是宏观管理的漏洞,什么人可以担任,什么人不可以担任,他们的责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一定要事先讲清楚,事后严格督查。

今年11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根据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问题的意见》和《关于严格执行〈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遵照执行。来自上市公司富奥股份的信息显示: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董。

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2日,A股上市公司中共设置独董职位近9000个,其中,有近3000位独董是由高校在任或曾任教授兼任的,占比接近1/3。

记者采访一些学术论坛时发现,组织并主持论坛的教授,可以请来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的众多领导参会,这种人脉影响力让很多上市公司十分羡慕。

  资本青睐保险企业

伴随《通知》的层层传达,从11月中旬开始,高校独董辞职潮涌现,平均每天有四五家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仅浙江上市公司的辞职独董,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威合金独董石佳友,浙江大学药学院副院长、佐力药业独董杨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阳光照明独董林维,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双环传动独董杜群阳,山东大学机械学院数控中心主任、弘讯科技独董张承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钱江水利独董李晓。其中李晓同时辞去兼任的三峡水利、富奥股份独董职务,从独董圈净身而退。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在东部许多城市,这项比例还可能更高。在合肥上市公司中,高校教师占到了独董总数的53%,几乎每家上市公司都有一到两位来自高校的教师;在温州本土的11家上市公司中,也有超过半数的独董来自高校;在南京,这个比例更是超过了80%。

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的独立董事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起到为上市公司缔造关系网络的作用。

  多家险企股权变更

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按照“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的严格要求,约一半高校独董须辞职。在清华、北大、浙大等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校,有个一官半职的教授,行政级别几乎都是副处级以上。地方院校的中层干部,基本也是处级、副处级。如果把这些独董全部清理,上市公司独董资源或告急。

上述董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以往独董最热门的人选是人脉资源丰富、可以带来许多隐性便利的官员群体,而高校独董的优势则在于形象正面、书卷气浓,“特别是本土老资格的高校教师,其实在商业社交圈也很活跃,而那些本身就钻研财经领域的教授更是香饽饽”。

——“花瓶董事”。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不少高校独董拿着十几万的年薪,出席董事会就是投赞成票,没有行使为中小股东监督董事会的权利。广东奔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国华说,从其代理的多起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可以看出,包括高校独董在内的独立董事群体,基本上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自2014年12月迄今的12个月里,已有至少33家保险公司正在或已完成股权变更,包括被收购的9家、大股东收紧份额的13家、集团内转让股权5家、上市清理2家等。如果再加上由新资本进入保险业所带来的新开业14家及年内新批筹9家,发生股权变动(含新增资本)的保险公司数量已占保险公司总数量的约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超过20家上市公司年内扎堆发布了拟设立寿险、产险、健康险、互联网保险和互助保险等类型保险公司的公告。不同寻常的现象意味着,保险业的股东资本属性正在进入迭代高峰期。

此前,因为中组部严厉清理官员独董,一些高校独董取而代之。如雅戈尔原来的5位独董都有官员背景,2014年全部卸任。宁波大学会计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芸、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时尚学院院长李柯玲及另外一位独董走马上任。

记者注意到,从事银行管理、会计、国际商贸或者企业投融资分析的大学教授,同时被当地多家上市公司邀为独立董事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在长沙,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相关院系的教授长期占据着当地上市公司独董队伍的大头,一人身兼四五职并不罕见;安徽大学财经专业和安徽财经大学则是合肥30余家上市公司选择独立董事最大的“人才库”。

在北京一家国企担任独立董事的一位律师对记者说,有些公司选择高校干部教师担任独董,是看名气、好面子,但实际上这个人的实际水平也许并不高。“我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位高校老师一直端着手机看与业务无关的内容,让人很反感。”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保险业进进出出,分田分地真忙。其实,早年创立保险公司的部分中资、外资股东正在选择性退出,而新崛起资本,尤其是民营地产、医药实业和电商巨头,正大举进入这个领域。他们或是看好寿险长期资金输血功能,或看好健康险是医疗改革中关键杠杆,其中不乏万达[微博]、恒大这样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出现如此的“热火朝天”,一是传统企业忙转型、急升级,介入金融业是他们的不二选择;二是保险业在金融业中地位重要,门槛相对较低,且有现金流充裕的优势,对企业的吸引力颇大;三是保险业企业遭遇发展瓶颈,亟须外部资金介入。如此等等,造成对保险业的热捧。

如果教育部的通知严格执行,类似雅戈尔这样的公司,或许又将火线更换独董。

高校独董的门生遍布各行各业,而这在中小城市意味着诸多资源福利,这使他们成为稀缺资源。去年曾有统计指出,浙江上市公司独董人数高达582人,61人出自浙江大学,31人出自浙江财经学院,21人出自浙江工商大学,3所高校堪称浙股董事会的“定海神针”。

兼职外部监事成另一“盲区”,打破“一股独大”制度顽疾

自2001年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发布,来自高校的学者成为最受上市公司欢迎的独董人选,目前占A股独董名额将近40%。

有多少高校独董违规兼职?

记者调查发现,上市公司对于高校教师群体的“依赖”,除了舆论关注的高校独董问题,还体现在部分上市公司喜欢聘任高校干部教师任外部监事。

杭州一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高校教授之所以受欢迎,一是他们有专业素养,上市公司聘请的教授独董,基本都是某个领域的权威,既有威望,又有影响力;其次,教授人脉深广,比如汽车领域,很多车企的掌门人、高管乃至行业主管部门领导,都是一些资深教授的学生,对公司开展业务多有帮助;最后,高校独董不像政府官员那么敏感,即使担任校长、院长等职务,至少有个学者身份掩护,不会轻易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

此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两位教授被抓典型,是教育部通报的3所高校4起违纪典型案例中的两起,所动用的惩处手段更是堪称严厉。

记者统计发现,在A股市值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中,工商银行聘请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任外部监事;农业银行聘请了清华大学教师任外部监事;浦发银行聘请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师任外部监事;兴业银行聘请了厦门大学教师任外部监事。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数以千计的高校独董中,会计专业的教授是兼职最多的,占比大概有1/3。如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汪祥耀、副院长邓川、党总支书记邵毅平、国际会计系主任于永生、教授费忠新、教授潘自强、副教授钱娟萍等,都在浙江的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院长、两位副院长、两位教授、一位副教授也同在浙股公司兼职。

根据通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在6家公司兼任独董期间取酬人民币126.6万元,其在经济实体中的兼职情况未向组织报告,兼职取酬也未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中申报;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在4家上市公司兼任独董期间取酬人民币152.9万元、港币120万元,汤谷良虽向学校报告了兼职,但隐瞒了取酬问题。除了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追缴违规兼职所得外,刘亚被免职,汤谷良则被降职。

设立外部监事本意是监事会聘任公司外部人士,以加强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有业内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高校干部教师兼职外部监事,可能会和以前兼职独董一样,造成违纪违规隐患。

会计教授密集出任独董,与上市公司独董中必须有一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的要求息息相关。他们出任独董的公司,遍布全国各个行业,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肖星,同时担任农业银行、歌尔声学、荣信股份、多喜爱、六国化工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

据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对高校独董的监管风暴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结合中组部2013年发布的“18号文”清理违规兼任独董的高校教师队伍,二是对兼任过多、违反相关规定的独董进行约束。

专家建议,首先,在对“退休官员独董”“高校独董”进行清理整顿后,上市公司既要扩大独立、专业独董的来源,更需打破一股独大、独立董事比例过低等深层次制度问题。

因为证券行业紧密相关,管理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等学科的独董也较为普遍。其余高校独董,则大多来自细分行业。

“教育反腐的传统重点是在于招生、基建等方面,其实多数兼任独立董事的教授本身也有党员领导干部的背景,但原先对教育系统这方面的监管执行得并不是很严格。”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对记者坦言。

其次,应加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育和健全。记者了解到,在公司治理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高校独董数量较少。根据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报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独立董事大多是知名度很高的其他公司现任高管。由于劣质董事离职后则不会被其他企业聘任,因此,这些人非常关注个人的声誉资本。但在中国,大部分高校独董为了讨好公司负责人,往往采取“不惹事”的态度。

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中心主任、学科主任李显君同时担任江铃汽车、*ST夏利两家车企独董;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发电设备安全控制和仿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闵勇,同时担任双杰电气、四方股份、桂冠电力3家电气公司独董;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同时担任江苏有线、中南传媒、电广传媒3家传媒公司独董。

按照中央纪委法规室最新的解答,“党员领导干部”包括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二是大型、特大型国企中层以上领导人员、中型以下国企领导班子,以及上述企业中其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层次的中共党员;三是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其他六级以上管理岗位的中共党员。

此外,高校应加强对干部教师队伍的管理。长期接触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鑫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孔伟平认为,从近期不少辞职的高校独董辞职原因看,与本职工作的冲突的问题仍然需要学校加强管理和教师自律。

再如原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目前担任科伦药业、恩华药业、华北制药、康缘药业、金陵药业5家医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贾生华,同时担任滨江集团、银亿股份、荣安地产、嘉凯城等4家浙江大型房企的独立董事。

高校属于事业单位,六级管理岗位是副处级。据组织部门人士介绍,高校的校领导大多数是厅级,也有少部分是副部级,党群行政部门和院系的负责人大多为处级,都属于规范兼职的范畴,许多兼任独董的教授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对于一些经济金融实务学科,担任一些兼职可能“有助于学者了解业界前沿”。但他同时指出,高校教师如担任独董数量过多,也可能会对教学造成一定影响,甚至产生利益交换。

同样是专业人士,上市公司显然更倾向于聘请担任领导职务的教授。如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党委书记沃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会计分院院长冯晓,都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监管的另一条红线在于证监会曾明确规定,一人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但据Wind资讯不完全统计,在近9000个A股上市公司独董职位中,有1824位独董在3家以上上市公司任职,933位在5家以上任职,更有6人身兼8家上市公司独董职务。高校独董有多少违规兼职的情况仍待调查。

庄德水建议,高校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应根据学校和学科实际,完善自身管理规划,不能影响正常教学。兼职取酬人员必须由单位审批,并应依法依规进行报告。

不过,像北大、清华等高校,校领导直接担任独董比较敏感,他们基本选择在卸去主要职务后担任。

再现“连夜”闪辞潮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如万科A独董海闻,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曾任北大副校长;浦发银行独董张维迎,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校长助理。

11月27日至今,270多位独董辞职

此外,浙江医药、数源科技、信雅达、南都电源、杭州解百、围海股份独董童本立,曾任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宝莱特、理邦仪器、尚荣医疗、爱施德、宏达高科的独董陈思平,曾任深圳大学副校长。集各种资源于一身的卸任高校领导,似乎已成上市公司独董的最佳人选。

格外冷峻的监管“脸色”,以及两个活生生的前车之鉴,令不少“学而优则商”的独董暗自惊心。11月初,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各高校遵照执行中组部“18号文”等文件要求。来自上市公司富奥股份(000030.SZ)的信息显示: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董。

时代周报记者发现,除了专业、行业的考虑外,上市公司更乐于聘请本地高校的教授。如江苏的上市公司,大部分请的独董都来自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浙江的高校独董,则几乎被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等在浙江最有实力的高校包揽。

伴随《通知》的层层传达,多数学校被要求在11月份将情况上报,这成为11月中旬开始的高校独董辞职潮最直接的导火索。

一些地处县市的上市公司,喜欢选择同一个城市的学校,即使这个学校除了本地几乎无人知晓。

记者注意到,平均每天有四五家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势头不逊于当年沸沸扬扬的官员独董闪辞潮。12月2日晚,三峡水利(600116.SH)、钱江水利(600283.SH)、富奥股份、常宝股份(002478.SZ)、*ST广夏(000557.SZ)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独董辞职的公告,而这些辞职独董均供职于国内高校。其中,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晓一肩挑三峡水利、钱江水利、富奥股份3家公司的独董之职,如今果断“裸辞”,从独董圈净身而退。

如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院长石道金、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梅娟,分别担任万马股份、鑫富药业独董,而这两家公司,都在学校所在地杭州临安。

仅从浙江上市公司的辞职独董看,就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威合金(601137.SH)独董石佳友,浙江大学药学院副院长、佐力药业(300181.SZ)独董杨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阳光照明(600261.SH)独董林维,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双环传动(002472.SZ)独董杜群阳,山东大学机械学院数控中心主任、弘讯科技(603015.SH)独董张承瑞等。

位于宁波的宁波建工、维科精华、宁波海运、工大首创,分别聘请宁波工程学院副院长、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院长、万里学院会计系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担任独董。万里学院副校长兼商学院院长闫国庆,则同时担任三星医疗、三江购物、荣安地产3家宁波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同花顺数据整理,11月27日至12月底,共计将有274位独立董事离职。

江南化工、浙江震元、精功科技3家绍兴籍上市公司,聘请了绍兴文理学院的三位领导担任独董;钱江生化、京新药业、卫星石化、嘉欣丝绸、禾欣股份5家嘉兴公司,分别聘请了嘉兴学院商学院副院长潘煜双、孔冬担任独董。

“花瓶”定位惹争议

绍兴某上市公司董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聘请本地教授,除了彼此熟悉,主要是开会方便。按照规定,独董应该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如果亲自出席,一年基本有七八次。那些同时兼任四五家公司独董的教授,如果平均每周就出席一次会议,时间和精力都不可能。反之如果同在一个城市,就会方便许多。

教育部如火如荼地清查高校独董自然有大力反腐的深意,而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围绕高校独董其实一直存在着褒贬两种论调。

新近审理的一起案件,折射了高校独董的隐秘一面。

“上市公司聘请高校独董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其影响力,而不是专业知识结构,因为即使这些独董本身具有管理企业的专业知识储备,但平时并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况且理论知识与实践始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最终只是成为知识型‘花瓶’,无法真的实践监督的职责。”一位资深企业管理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

12月3日,南京中院开庭审理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案,蔡被指控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30万余元。

还有匿名人士向记者分析称,多数上市公司对于独立董事的认知仍停留在“高级顾问”的层次,希望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责是从专家的角度对企业的重大决策提出建议以供参考,或者是利用其学术影响力、社会关系等无形资源为公司创造丰厚的有形价值以及增加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度,实际上与《公司法》所要求的行使独立董事监督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职责存在背离。

除了利用招生疯狂敛财,蔡荣生最受关注的,是他的上市公司独董身份。

“教育反腐的目的还在于,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早已成为政商勾结腐败的桥梁,比如说上市公司聘用一些拥有政府人脉、同时又与企业早有交往的熟人教授充当独董,作为变相的贿赂。”上述人士犀利指出。

蔡荣生很早就涉足资本市场,其曾经或者正在担任独董的公司达7家,其中高鸿股份、龙江交通和东华软件均为上市公司。

对此,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建议,探索第三方派独董的制度,设立专门机构选拔,而不是由上市公司自己选择独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独董的独立性。

从2006年开始,蔡荣生担任东华软件的独立董事。2006—2008年,其亲自出席东华软件董事会的次数,分别为8次、11次、11次。

(实习生崔静宜对此文亦有贡献)

高鸿股份、龙江交通的情况亦与之类似。其中龙江交通位于哈尔滨市,仅2011年,蔡荣生就出席龙江交通董事会9次,对本职工作无疑影响颇大。

2014年9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在京成立。有趣的是,担任主任委员的,正是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汤欣。

如今,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在外兼职的整顿,在上市公司独董圈浸淫十多年的高校独董,会否像官员独董一样从江湖引退,大戏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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