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城的文化内涵及现代启示,城市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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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都邑形态,很多学者进行过论述,一般而言,从曹魏邺城开始,都邑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正式定型。史前时期最开始出现的城址,主要为防御其他部族的入侵和抵御洪水猛兽,其时

关于都邑形态,很多学者进行过论述,一般而言,从曹魏邺城开始,都邑内城外郭的城郭形态正式定型。史前时期最开始出现的城址,主要为防御其他部族的入侵和抵御洪水猛兽,其时部族内部基本人人平等。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速,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开始出现,部族内部矛盾加剧,社会上层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开始在大城内修建具有宫城性质的小城,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开始出现。夏商周时期的都邑都存在宫城,内城外郭是该时期都邑的主要形态,也即许宏先生所说的“大都无城”是该时期的主流形态。东周时期先是春秋争霸,后是战国争雄,兼并战争频发。东周王城先后作为东周王朝的国都和西周国的国都,其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且深深影响着当时诸侯国的都邑形态,内城外郭成为东周时期都邑的主流形态。东周王城的营建遵循了《管子?乘马篇》“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和《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等建都原则的精髓。从发现情况看,东周时期诸侯国国都的营建或多或少受到东周王城建都思想的影响。

  再如,通过对东周王城王陵区的系统研究,能够论证该陵区为周平王至周简王的春秋时期王陵区。在此基础上,扩展对东周有关王陵区的研究,其一是论证了春秋晚期的灵王、景王、悼王加上战国末代周王——周赧王的陵区为西南距东周王城遗址约3.5千米的周山陵区;其二是战国时期的王陵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论定该墓地为周敬王至周慎靓王时期的战国王陵区;其三是东周王城内西北部小屯村一带的一至四号战国大墓,论定该区为西周君陵区,并对该陵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关于东周王城的沿革,西周时期没有王城,只有成周。东周王城始建于春秋初年,即平王为“辟戎寇”东迁至洛邑,王城之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在《左传》庄公二十一年,此后相继出现了关于王城的记载。其地即今涧河两岸的东周城址。据文献记载,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这是东周王城作为东周国都的地位而存在。至敬王乃迁都成周,王城东周王朝实际的都城地位不复存在。后至考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从桓公至武公为西周君世系,其间王城成为西周君的领地和实际都城。至赧王为东周君所逼又迁居西周,赧王徙居王城,实属寄居性质,当时王城仍为西周的国都。郭城南瞿家屯战国中晚期夯土建筑群基址,即应为赧王所居。关于王陵区的认定,现今天子驾六车马坑博物馆一带应为春秋平王至简王陵区;周山陵区葬灵王、景王、悼王和赧王;金村陵区应为周敬王至周慎靓王陵区;洛阳西郊M1—M4战国墓则为西周君陵区。上述诸论长期作为历史谜案聚讼未决,笔者通过研究,对上述东周史实有了历史与考古整合后的初步认识。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是历史城市的延续。这类城市的共性是沿用时间过长,历史古迹破坏严重,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就是这类城市的代表之一。而建都时间早在公元前770年、建都时间长达500余年的东周王城,作为古都洛阳城市考古的一部分,从文献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可谓是城市考古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

在我国的都城考古序列中,西周和东周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近些年,围绕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进行的调查发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洛阳地区的东周王城遗址一直未进行系统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涉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的专著在论及东周王城时,均选择从略述及。加强东周王城调查研究,对完善我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拓展研究深度是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深化

综上,一座东周城,半部东周史。以东周王城为主要载体的城市考古研究,就是揭示东周时期以王城为核心的建城史、东周史、外交史、经济社会发展史和东周时期的礼仪文化史。研究以东周王城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及城市文化,就是研究其深邃的文化内涵,研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和历史文脉。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东周王城的文化内涵研究,今天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周王城研究”负责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东周王城注重人地关系的和谐统一,对现代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东周王城选址于广袤的伊洛河流域,背山面水,这样的选址,因为处于广川之中,农业必然发达,交通极为便利,物产必定丰富。其郭城外和宫城外均有环绕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水系发达。虽四面环水,但地势稍高,用水便利且漕运发达,稍高的地势又能保障城址免遭洪水之患。从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发现来看,东周平王始都于此,汉河南置县于此,隋唐置都于此,延至近当代置市于此,可见该地具有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环境优势,东周王朝建都于此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东周王城的营建承袭了周人跨河而建的传统,东西横跨涧河。这样设置的原因,既有漕运的考虑,也有保护宫城水源地的需要,还有军事防御、防洪泄洪、改善区域气候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碎片化资料分类分析以求达到体系化

东周王城城市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在东周王城的考古发现中,手工业作坊遗址不仅分布面积广大,手工业种类也很齐全。还有数量众多的各国钱币,各诸侯国的铜器、玉石器,以及可能源于古代地中海、中亚、西亚的料珠、玻璃珠等,均反映出以东周王城为中心的手工业和贸易的发达。张仪曾有言:“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正是洛阳地区经济贸易地位在东周时期的写照,从《周礼》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该时期政府对手工业者、商人、市场、市场秩序、赋税征收等的经济管理理念和思想。从《左传》和《史记》等相关文献还可以知道,“百工”是东周王城内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东周王城城市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理念,对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仍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文献还有关于东周王城始建和使用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也有抵牾。如东周王城始建于何时?根据相关文献,有学者认为始建于西周时期,有学者则认为始建于东周时期。考古信息显示,东周王城始建于东周时期,我们只能尊重事实,即东周王城始建于东周时期。东周王城发掘报告认为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时期,这样就能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相吻合了。但在系统整理东周王城郭城城墙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东周王城郭城城墙始建年代不是在春秋时期,而是战国时期,这样的发现并不是孤例,在东周王城的东、北、西、南四面城墙的发掘中均有这样的证据支撑;更为重要的是,东周王城郭城东墙的南段建在东周王城春秋王陵区内,将东周王城春秋王陵区分割为城内和城外两部分,这样的情况在春秋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必威体育官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周王城研究”负责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上述证据表明,东周王城郭城的始建年代在战国时期。但这样一来,就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抵牾。如何采信?通过深入研究,我们确认东周王城营建初期的春秋时期仅建宫城而未筑郭城,是内城外郛的城邑形态;根据相关研究,外郛也有城门,而且这种内城外郛的城邑形态是先秦时期城邑形态的主流;至战国时期,东周王城才形成了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这样,东周王城的始建及沿用就能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相吻合,而不至于相互抵牾。这样的整合,是基于考古资料的优先权,但又必须重视相关文献记载。

东周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东周王城城市文化中礼仪内涵仍很丰富。如规模宏大、规划有序的宫殿礼仪建筑群,城市规划中“前朝后市”的布局设计,王陵区中的“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车马礼仪制度,丧葬制度中的列鼎制度,埋葬制度中的公墓、邦墓制度和昭穆制度等,均涉及博大精深的中华礼乐文化。此外,以东周王城为中心展开的外交文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以及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的深入的文化互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对现代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研究运用、外交文化中的礼仪和纵横开阖的外交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华礼乐文化的社会治理等,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拓展研究深度就是进一步对东周王城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深化研究论证。如东周王城营建过程的背景分析:东周王城始建时仅筑宫城未筑郭城,与时间仓促、财力及其天下共主地位的稳定有关;后筑郭城,是因为该时期东周王城成为了西周君的领地和实际控制的都城,此一时期兼并战争频发,西周君又没有天下共主的金字招牌,必须筑郭城以自保;战国中晚期在郭城南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带修筑的小城,应为周赧王的居地,藉此对东西周的相关史实进行探讨。还有定都洛邑的历史背景、宫城偏居西南隅的综合因素考量、“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环境因素考察等等。

  考古与文献抵牾时需以考古资料为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昭峰

  东周王城的考古资料不仅是碎片化的,还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特点,如何在这些杂乱无章的资料中找寻重要的信息,并将之体系化,是我们做好城市考古的基础。哪些属于重要的信息?如东周王城城墙的发现,城壕的发现,城墙和城壕是以点、段连接成线,从而勾勒出城址轮廓;还有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包括范围、形制、时代与性质;大型王墓、车马坑、祭祀坑等构成的王陵区的发现与确认;城市道路交通的发现和给水排水系统的发现;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包括其范围、时代与性质;仓窖区的发现;贵族墓葬和一般墓葬的发现与分布规律;居址的发现等。上述就是构建东周王城系统研究的重要信息,把它们从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拣选出来并加以分类分析,才能达到体系化的目的。

  城市考古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料的碎片化。笔者在进行东周王城研究过程中,首先致力于东周王城布局规划研究,将其规划思想与功能分区弄清楚。具体做法就是把发现的重要遗迹及其分布范围落实到大比例尺的东周王城遗址图上,基本勾勒出东周王城的基本布局。在此基础上,对重要遗迹的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进行判定,这样就对东周王城各阶段的布局及其演变有了初步认识。这是进行东周王城系统研究的前提。

  在东周王城的研究过程中,一个现象令人深受困扰,就是考古与文献时常抵牾。那么如何整合呢?如东周王城的形制布局问题,根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文献研究学者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东周王城是形制极为规整的城邑形态,但考古发现并非如此。

  拓展研究广度就是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以东周王城的城墙研究为例,除学界原已认定的外郭城,我们还发现了宫城城墙的线索。通过扩展研究发现,东周王城并不是原来学界认识的仅有郭城而无宫城的都邑形态,而是内城外郭的传统都邑形态。东周王城不仅存在宫城,宫城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春秋时期的宫城面积广大,整个东周王城的西南部均属宫城范围;战国时期,宫城一分为二,西半部分为宫城,东半部分为仓城,中间有城垣和壕沟相分隔;战国晚期,在郭城南东周王城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带为规划有序的宫殿建筑群,论证其为战国中晚期最后一位周王——周赧王的居地。

  考古资料显示,东周王城的外郭城并不规整,特别是西墙蜿蜒曲折并有几段明显的转折;宫城并不位于城址中央,而是偏居西南一隅;城内发现一部分的道路,但并不是如文献记载的那样是“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种情况只能以考古发掘为基准。我们再去参阅《管子·乘马篇》的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儿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河南府志》“周公营洛图”还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北靠邙山、黄河,南面伊阙,洛水在南、涧水在西、瀍水在东,构成东周王城河山拱戴的理想建都之地。也就是说,东周王城的规划和布局糅合了《周礼·考工记》和《管子·乘马篇》中理想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较好地诠释了古人立都注重人地关系和谐统一的思想。

  通过对东周王城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基本可信,之所以认为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有所抵牾,主要原因是我们研究还不够深入,无法对某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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