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的造船业大观,国内贸易

来源:http://www.roro2.com 作者:必威体育官网产品 人气:177 发布时间:2019-10-08
摘要:宋代科学技术不仅达到中国历史以来的顶峰,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如活字印刷术方便了思想的传播、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使用于军事等。造船业的空前发展也是其突出体现。

宋代科学技术不仅达到中国历史以来的顶峰,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如活字印刷术方便了思想的传播、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使用于军事等。造船业的空前发展也是其突出体现。

国内贸易包括了朝廷的漕运和民间商品经济。本文由于文献史料的限制,论述范畴以朝廷的漕运为主。

宋代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和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极大地推动了造船业发展,船舶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这一经济格局的变革也导致国家漕运、商业流通、海上贸易和百姓生计对船舶的依赖空前增强。以北宋漕运和南宋江海防为例。北宋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使漕运成为事关国家机器运行的重大事务,漕船制造因此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在多路设置造船场,每年漕船制造额多则三千余艘,少则两千余艘。漕船的保有量至少在一万五千艘以上。南宋江海防成为国防要务。南宋逐步建立起了川陕、荆襄、江淮和海防组成的国防体系。在江海防中,南宋以江防为根本,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形成了与金朝在江淮正面争锋的格局。南宋有效利用舟楫之利,在几次关键水战中打败了金朝,保障了国家安全。由于江海防的重要性,南宋战船制造和保有量比北宋漕船更大。南宋与元朝在长江中下游展开的鄂州水战、丁家洲水战和焦山水战三次大水战中,每次双方共投入的战船都达两万艘或更多,而这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战船规模。宋代河湖沿海民众的生计与船舶联系十分紧密。内河、湖泊都有经营渔业或交通运输的以船为家者,沿海地区如广南蜑民、福建白水郎等也是以船为家者,而从事渔业和贸易的河湖近海居民为数更多,远距离贸易和旅行中船舶已成为主要工具。仅内河船运即产生了数十万以船为业的艄公、水手、纤夫等群体。

一、北宋时期

如上所述,宋代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是造船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力量和商业力量也对推动造船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科举制度、儒道哲学和思维方式等常被视为束缚科技发展的因素。但如同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所言“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式社会秩序在早期阶段是有利于应用科学发展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精神气质以许多方式帮助了应用科学,如激励发明就是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做法。宋代造船不论是船舶数量的剧增,还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国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漕船和战船制造需要,宋代使用了船模放样技术,即将规定的船舶制成船样,发放各船场依样放大制造。这只有在官府统一管理的高度组织化的船场系统中才能有效推行。

北宋都城之确立,京师及边地物资之供应以及国势之兴衰,均悬系于运河。

船闸和船坞的制造也是如此。公元984年,乔维岳主持制造了中国第一座运河水闸。之后,宋朝在淮南运河和浙西运河逐步推行改堰为闸,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船闸的修造和运行成本很高,而且需要严格的维护人员和启闭制度,靠民间力量难以完成。船坞为大中型船只维修提供了方便。最早的船坞是熙宁中在开封金明池修凿的大澳,用于龙船的维修和停泊。南宋江防重镇建康府也修造了类似的战船大屋二百五十间,立闸启闭。另一江防重镇、位处长江口的顾迳港也修造有供大型战船停泊和维修的船坞。该船坞是一个活动船坞,十分深阔,可随潮水大小浮动,保障战船随时快便出入。船坞造价高昂,非官府不能营办。

北宋建立后,为了彻底根除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跋扈之祸,采取了“夺权,制钱谷,收精兵”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重点就是收夺兵权。宋初,一方面在收取武将兵权后,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

国家力量在造船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南宋车船就是一例。车船以轮击水,用人踏车,进退自如,是当时高效先进的造船技术。唐代李皋已将其用作战船,但南宋以前未见大规模应用。南宋初杨幺起义军和官军都大规模建造车船,使南宋朝廷认识到车船巨大的水战优势,此后在江西建立维修和打造车船的基地,长江下游各处江防水军都配置了车船。宋金采石之战中车船发挥了重要的作战和慑敌作用。车船建造、运行和维修成本很高,在南宋虽然始终是重要的战船,但并未进入民间的商业和交通。

另一方面,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同时驻重兵于京师,但军队需要粮食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粮食的需求便急剧增加,只有汴京处于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之地,尤其是诸河汇聚,漕运十分方便。

宋代商业贸易也是推动造船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缺乏健全的商业信用是技术发展的不利因素。学界一直存在夸大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和小农经济自足性及其对技术束缚的问题。而宋代造船业达到历史高峰和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业贸易的推动。宋代空前繁荣的海上贸易几乎全为民间经营。海船制造的发展也主要是商业力量的推动,甚至南宋海上战船的主要来源也是征调民船。宋代积极鼓励本国民众经营海上贸易,通过市舶条法实现了与海商的分利机制。商人贸易已经形成了船主雇佣纲首、船主自己经营、中小商人合伙经营多种形式,船上人员已形成船首、火长、碇手、水手等的严密组织分工。从国家到商人都建立了成熟的海上贸易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造船热情。南宋后期浙东明、台、温沿海三州,不计绍兴府,民间海船已近两万艘。海上贸易更为活跃的福建路海船数量当不少于此数。整个沿海地区海船数量必十分可观。商业贸易也推动了海船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泉州南宋古船和广东“南海一号”都充分证明了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商船。宋代导航技术也获得极大发展,形成了牵星术导航、地标目标导航、水情和海底泥石导航,以及海上气象、动物、洋流等各种自然现象导航的综合技术,北宋后期又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对世界航海产生了巨大推动。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无不产生于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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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纯艳,系云南大学教授,其所著《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外,汴京四周并无屏障,为确保都城之安全,只有倚靠重兵以为屏障,自然增加了对军队衣食的需求和对漕运酌仰赖。可说北宋一朝国运实十分依靠运河系统之通畅。

北宋都城汴京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尤以水路最为发达,汴河西起孟州河阴县,在汴口与黄河接通,中经开封,东南行至盱眙,又经淮河以达山阳,实际上就是隋代的通济渠,亦即大运河中的一段;东南诸路的租籴,皆由此运至京师情况。

黄河,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运至京师。惠民河从开封斜向西南,与洧水、潩水连接,陈、颍、许、蔡、光、寿六州之漕米,由此入京。广济河又叫五丈河,从开封向东北行,接梁山泊,再接通济水,京东十七州之粟帛,即由此运至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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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漕运

必威体育官网,四条水道分别从东西南北向开封运送物资,其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堪称北宋立国之命脉。太宗淳化二年,太宗曰:“仰给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宁时,张方平亦曰:“以漕运为本。”

北宋透过运河,将东南地区的粮米不断运往开封。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共运四百万石粮。至道初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真宗景德(1004~1007)时,每年运送六百万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增至七百万石。到北宋中叶,“岁漕米至八百万”。

除粮食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等多种军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数量也非常大。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至京师;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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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漕运

南方这些物品在当时全国各地上供中央的同类物资中,占有绝高的比例。据近人全汉升统计,北宋诸路上供钱物中金银一项,北方地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秦凤等路除黄金一项占到百分之六十一,略较南方诸路为多外,其余均不及南方。上贡白银,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钱物,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这些物资构成了北宋朝廷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至中央,运河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粮食、钱帛等巨额物资,不仅用来供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而且还有一部分又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要。因为北宋与北方的辽和西夏两政权并存,边衅时起,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正当其冲,所以北宋在这几个地方配置了重兵,而边地重兵所需粮饷又非当地赋税所能应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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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漕粮运往三路,以河北最多,常数为近百万斛,有时多达二百万斛,而将江淮物资转输河北的主要渠道则是汴河。江淮漕粮不仅用于边路军粮,还经常接济山东、河北等地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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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漕运所需,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真宗天禧末,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英宗治平二年,“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徽宗政和四年,吉州一年打造漕船一千三百只,明州、温州各打造六百只。仅此三地所造就多达二千五百只。

其实,别地船场也在大量造船。就在同一年内,浙东路与浙西路各造三百料平底船三百只;江南东路和西路、荆湖南路与北路各造五百料平底船三百只。该年,贾伟节任江淮发运副使,“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籍催诸道逋负,造巨船二千四百艘”。加上这些,宋徽宗政和四年的一年产量是六千七百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虽然政权初建、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但淮西四路打造的漕船仍有二千七百六十七艘。如此大量造船正是大量运粮的保证。至于北宋漕船的形制,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天津静海出土者亦是北宋漕船;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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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船

二、南宋时期

北宋灭亡后,金国占领了北方地区,绍兴十一年和议,确定了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形势。宋金两国的对立,遂使大运河被切成两段,不再作为连接长江与黄河的水道,淮河以北的水道,便逐渐湮塞废弃。但从杭州到润州的江南运河仍然保持其繁荣,也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同时,浙东运河也越来越发挥出其重要作用,淮南运河也时常使用。

南宋政权建立后,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于绍兴八年,定都临安。

杭州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的都城,原因很多。一方面,宋金战争中,宋军处于被动的防金,而杭州地处后方,又居水网地带,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作战。因此高宗赵构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兵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对于不想进取,只求偏安的高宗来说,杭州的地理优势甚为理想。

另一方面,杭州处于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物产丰盈。尤其是唐代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一跃为富庶的东南大州,其城市规模和物质基础,皆具备作为国都所必要的条件。所以,在建炎三年高宗初到杭州时,便对它起了极大的兴趣,而发出“吾舍此何适”之慨叹,并升格为临安府,为往后定都杭州建立了基础。

最后还有一重要原因,往往被忽略,就是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又处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之交汇点,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运输条件良好的江南运河,是杭州连接全国各地的重要交通线,诸路上供财赋,大都可以经过这条水路运至杭州。这一交通条件亦是南宋定都杭州的重要因素之一。江南运河对于杭州如同汴河对于汴京之重要。

南宋能偏安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其间政局又相对稳定,即是发达的南方经济奠定了其物质基础,而运河转漕各地财赋的作用,又是其物质基础发挥功用的重要关键。运河不仅维系了南宋政府财赋的需求,且也是布达政令、军旅遣发和物资流通的重要管道。这一观点,从宋人的著述中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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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绝大部分靠船运送,长江、运河南段、江南可通航的水道以及近海都成为粮运之路。因此,运河可说是南宋政权得以偏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官船不足便雇民船,则造成“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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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漕运画

事实证明,两宋系以运河维系国运,虽在维持漕路畅通和漕运秩序方面颇多艰难,但毕竟是成功的。运河漕运基本保证了两宋中央及边路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使其保持安定与繁荣达三百二十年,也使中国古代漕运达到鼎盛时期。然庞大的漕运体系,对船舶需求量相对也大,因此,直接促进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发达的造船业,也维持了两宋漕运贸易畅通,使宋代朝廷能正常运作,可见宋代造船业与漕运贸易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长编》《淮海集》《宋史》《宋会要》《唐宋帝国与运河》《潞公文集》《要录》《四朝见闻录》《渭南文集》《淳祐临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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