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最新研究公布各国幸福基因排行,生态

来源:http://www.roro2.com 作者:必威体育官网产品 人气:192 发布时间:2019-11-04
摘要:心理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对个人内在心理特质的发展与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气候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研究者开始着眼探究气候对人们心理状态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

心理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对个人内在心理特质的发展与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气候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研究者开始着眼探究气候对人们心理状态的影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石。在有关信任的近期研究中,人们也发现了生态环境因素对信任的影响,但两者的关联还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和生物学因素的调节。

不快乐是因为基因缺陷? 必威体育官网 1

你快乐吗?答案可能和你住在哪儿有关。保加利亚瓦尔纳自由大学的最新研究指出,人们的幸福感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的人,体内的快乐基因也不同,瑞典和加纳等处于寒冷或炎热地带的人更快乐,而中国、泰国、约旦或伊拉克人,快乐基因相对少。

气候环境影响社会信任

虽然情绪与基因相关,但是如果将坏情绪都归结到基因头上,未免偏颇。因为基因对于情绪的影响并不如环境带来的影响大。

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包含世界各国受访者对自己幸福度的评价,然后将这些数据资料同该国人体FAAH等位基因数据进行比较。该基因能增强感官愉悦感,有助于减轻疼痛,拥有这种基因更可能成为快乐的人。

气候经济模型认为,气候的变化作为影响人们生活的一种压力源,与社会中居民的行为表现息息相关;而物质财富作为个体的一项重要社会资源,在帮助人们应对压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在应对压力源之前,首先会判断:压力源对自己是否重要;自己是否具有应对压力的资源。根据结果,他们会将压力源评价为一种挑战或威胁。当人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时,如果他们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来帮助其应对环境所带来的压力,那么他们会将气候视为一种挑战,从而激发出兴奋和渴望的情绪,并且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可能获得利益的机会上,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合作行为;反之,则会将气候视为一种威胁,从而激发出恐惧和焦虑的情绪,相比获得,他们更害怕失去,常因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选择消极逃避,主动放弃合作共赢的机会。

情绪的好坏与什么有关?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快乐或者沮丧时,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她的情绪有如此大的起伏。

结果显示:国民幸福度与这种等位基因的盛行存在正相关性。如北欧国家瑞典,国民幸福度和等位基因盛行率都较高,另外在中南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这两个指标都呈现较高水平。不过,在伊拉克、约旦、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等地)、泰国的等位基因盛行率都较低,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可见,经济资源能影响人们对气候环境压力源的感知,使他们产生不同的信任行为。实证研究也证明,在气候环境适宜的社会中,不管经济水平高低,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没有差异;但是在气候环境恶劣的社会中,较高经济水平社会的成员所表现出的社会信任水平也会更高。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发现情绪不仅与环境有关,而且与基因也有关联。近日,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的一项研究就又发现了一种与快乐相关的基因,这种基因在欧洲等地特别是在北欧地区生活的人群体内存在较多,但在亚洲、非洲等国家的人群中则比较少见。

该研究负责人迈克尔?明柯夫认为:在炎热或寒冷环境中,等位基因盛行率较高,可能由于环境相对恶劣,人们体内需要有特定的基因来应对压力。该研究认为幸福更有可能与这种基因变异相关,而不是其他因素,如财富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尼日利亚人要比德国人感觉更快乐的原因。同时研究团队也指出例外情况: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位基因盛行率虽较高,但国民的幸福感较低,这可能受当地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

不确定性规避的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或许这就是这些国家的人不快乐的原因。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能够很好地利用经济资源处理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将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社会公平以及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成长。而这些因素是不确定性规避这一文化层面变量的重要预测指标。

针对十年全球数据的研究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在面对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社会环境时人们所产生的不舒适感,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较高的社会中,人们推崇对社会制度的高度遵从,使用法律和规则严格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反之,人们则推崇个人自由,鼓励成员进行自我管理。因此,相比于后者,前者环境下的社会成员思维更固化、创新能力更低、对社会道德伦理准则的遵守更死板。

研究人员通过2000年至2014年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各地受访者“非常快乐”“颇快乐”“不大快乐”“不快乐”的比率,再对比各地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这种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

信任行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在社会活动中充满着不确定性。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不会通过“鼓励人们信任他人”的做法来促成社会合作,他们因害怕背后可能的潜在风险而选择按照公认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在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中,则恰好相反,人们更愿意通过“信任他人”来促成良好关系的建立。考虑到不确定性规避会影响社会信任,德君·托尼·孔将其纳入社会信任的气候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得到了实证研究的验证:在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中,气候环境能够通过不确定性规避这一变量显著预测社会信任水平。对原有模型来说,文化层面变量的引入,不仅解释了原模型中生态因素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内在机制问题,而且证明了社会信任既受到生态环境影响,又脱离不了文化环境的作用,进一步扩展了该模型的理论意义。

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夏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FAAH是脂肪酰胺信使分子的主要催化水解代谢酶,主要分布在微粒体及线粒体膜上面,对大麻素等信号终止起作用,是很多疾病的潜在靶点。其等位基因变体会抑制花生四烯酸乙醇胺降解,后者是一种内源性的大麻醇类神经传导物质,从而引发激素水平的改变,造成感官快乐并起减痛作用。

生物因素影响社会信任

在A等位基因的研究中,迈克尔·邦德和米哈伊尔·明科夫又发现,在西非的加纳、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北部国家和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国民中A等位基因比较普遍,所以那里的居民自我感觉最快乐;而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研究者认为相比于基因因素或环境因素中的任何单独一个,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人们社会心理功能的预测都更精确。目前,研究者已经调查出了某些基因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情况,这使得从群体层面研究基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成为可能。

必威体育官网,当然这并不是第一个关于“快乐基因”的研究项目。2014年,一项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上的研究表明,人体内一种名为“5—HTT”的基因与情绪密切相关,这种基因变体的不同长短组合能影响生活快乐程度。研究者通过让97名被试者观看带有正面、中性、负面三类信息的图片,发现5—HTT基因有3种变体,基因变体较长的人明显更具备抗拒负面信息的能力,而另两种较短的变体会增大抑郁和自杀危险。

5-羟色胺作为人体内的一种重要神经递质,对于人们的情绪加工、感觉认知等都会起到调节作用,尤其能影响到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态度。研究证明,5-羟色胺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压力反应,从而促进信任行为。而这种神经递质的产生和释放是受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调控的,转运体基因启动子区中主要包括S等位基因和L等位基因。个人层面的研究发现,带有S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倾向于注意负面的刺激和情绪信息,他们更易产生恐惧性条件反射,表现出神经质行为。这样的个体将生活中的压力认知为一种威胁,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从而会体验到恐惧、焦虑情绪,做出规避不确定性的行为。群体层面的研究发现,5-HTTLPR的S等位基因单独在国家民主情况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表现为尽管民主和信任存在正相关,但相较于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会,在存在率较高的社会中,个体更倾向于悲观地看待民主环境与社会信任之间的联系,他们通常也更不愿意相信他人。

“5-HTTLPR是五羟色胺转成蛋白的一个位点,与抑郁症等密切相关,其基因型的不同,造成了激素水平,特别是五羟色胺的差异。血清素是一种在神经细胞间传递化学信号的激素,与情绪密切相关。许多抗抑郁药都是通过调节血清素水平来起作用的。”夏季解释道。

德君·托尼·孔将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先前的气候经济模型中,提出了社会信任的基因—气候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5-HTTLPR的S等位基因在气候—经济环境对信任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它使得群体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同时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这种调节作用只出现于5-羟色胺S等位基因存在率低的社会中。该模型明确了气候经济因素发生作用的边界效应,进一步解释了在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不同的社会中,气候经济环境是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由于引入了基因变量,通过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来解释社会成员的信任水平,使得模型内容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升华。

此外,目前所知的另一种与快乐相关的基因是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基因,它能调节人大脑内分解多巴胺和其他神经传导物质的酶的活性,低表达型的MAOA基因有助于振奋心情。2012年的一项针对女性的研究称,拥有低表达型MAOA基因的女性一般比其他人更快乐。但男性即使拥有MAOA基因,也不会显得比其他人更快乐。研究人员怀疑可能是男性的睾酮激素抑制了MAOA基因的积极作用。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中,气候因素和基因因素较为稳定,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因素则相对容易改变。因此,这两个因素便成为社会管理者提高居民信任水平的着手点。对于气候环境恶劣、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较低的地区,可以通过大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的方法来稳定社会信任水平;但是对于气候环境适宜的地区或者5-羟色胺的S等位基因存在率较高的地区,物质资源的积累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大。对所有国家或地区来说,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对人们社会信任的稳定或提高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居民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政府需要在老百姓关心的领域建立并完善保障机制,相应的民生保障性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也要跟上,老百姓自身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才能降低,社会信任水平也将随之上升。

既然基因中有不少已经被证明与情绪有关,那么情绪可以遗传的说法能不能成立?“在心理学领域中,有针对情绪、性格、智商、人格等是否会遗传的研究,并且有专门的方法。比如针对同卵双生子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李新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绪影响人际信任的效应与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5年,BBC的一部纪录片《一对分隔在世界两端的中国双胞胎姐妹》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片子讲述了一对中国的同卵双胞胎姐妹分别被一个美国家庭和一个挪威家庭收养。两个家庭在事先对对方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同一天办理了领养手续,前后只相差几个小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第二天,两个家庭带着宝宝在福利院门口大门相遇,并发现两个女孩竟是双生子,于是她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就各自回国了。直到6岁那年,两个孩子才第一次相见。虽然一个生活在美国繁华的大都市,另一个成长在挪威北部只有几百人的小镇,但她们二人依然性情相投。

“一般来说,同卵双生子的基因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少量变异。这对姐妹是遗传对心理因素影响最好的例子。可见,遗传对心理和行为影响表现最明显的是在同卵双生子之间,他们的相似性往往较强。”李新影强调。

相较于同卵双生子,父母与孩子直接的遗传相关性则小得多,“有的父母拥有多个孩子,但是每个孩子的性格都各自不同,研究结果也显示孩子从父母身上继承的基因对性格影响有限,如果1是完全相关,那么性格的遗传数大约为0.2~0.3。但在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则比较高,例如智商相关性甚至高达0.8。”李新影解释说。

这些数字都让人们看到了情绪和基因研究进展。“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生命过程,进而更好地在产生疾病后,及时进行人工干预和调节。通过此方面的研究,自闭症、抑郁症、狂躁症等精神方面的疾病才能更好地被解读和针对性的治疗。”夏季告诉记者。

虽然情绪与基因相关,但是如果将坏情绪都归结到基因头上,未免偏颇。因为基因对于情绪的影响并不如环境带来的影响大。

“过去的几十年,研究人员发现情绪受到遗传影响因素大概占到40%~50%,外界环境影响则占比50%~60%。”李新影给出一个概率,“而且,人体内与情绪相关的基因很多,但每个基因的解释率非常小。像大名鼎鼎的五羟色胺,其解释率还不到1%。”

迈克尔·邦德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这项研究更关注的是国家,而非个体的基因。事实上,他们在文章中也写明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国家的环境与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比如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我想,现在每篇关于基因的研究都是小小的贡献,好比拼图一样,最后总可以将图片拼完整。”李新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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