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创新【必威体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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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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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 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 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 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 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 1942年)。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

对于韩国人民来说,鲁迅的名字是熟悉的、亲切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重视鲁迅的文学成就,更是因为他们重视鲁迅的精神。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抵抗运动家、诗人吴相淳和李陆史等曾多次拜访鲁迅,聆听先生的教诲,并一起讨论对文学和人生的感悟。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与鲁迅也有过不少交往。两人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面,共叙文学艺术人生与文化情怀,并讨论朝鲜半岛的独立运动以及鲁迅作品在韩国的翻译情况。时至今日,韩国仍然还有许多研究和喜爱鲁迅作品的人。

12月13日下午,“《野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从文学院张洁宇教授2013年出版的专著《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出发,围绕《野草》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当下的研究情况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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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小说;杂文;意识形态;文学;中国;影响;文化;艺术

鲁迅作品;译介;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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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坛,从事文学创作且投身翻译事业的作家大有人在,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冰心、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的知识分子中,鲁迅堪称出道最早、用力最勤、产量颇丰、质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译界高手。

A General Servey of Studies on Luxun in the 20th Century

对于韩国人民来说,鲁迅的名字是熟悉的、亲切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重视鲁迅的文学成就,更是因为他们重视鲁迅的精神。20世纪20—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抵抗运动家、诗人吴相淳和李陆史等曾多次拜访鲁迅,聆听先生的教诲,并一起讨论对文学和人生的感悟。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与鲁迅也有过不少交往。两人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面,共叙文学艺术人生与文化情怀,并讨论朝鲜半岛的独立运动以及鲁迅作品在韩国的翻译情况。时至今日,韩国仍然还有许多研究和喜爱鲁迅作品的人。

会议由文学院院长孙郁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参与了讨论。

鲁迅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据笔者统计,鲁迅在1903年至1936年翻译了俄苏、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芬兰、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等15个国家110位作家251篇总计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可谓蔚为大观。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学界对鲁迅创作研究和鲁迅翻译研究呈现出一种很不平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对鲁迅著述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佳作迭出,对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虽业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在此背景下,拓展与深化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是鲁迅研究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鲁迅研究领域能够取得突破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男,浙江开化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鲁迅研究在韩国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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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文学的两个研究向度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极简要地描述介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分阶段考察了其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泛政治化”阶段及“新时期”以来的主要研究框架、研究视点以及所得出的主要论点和成果,并适当分析了各家观点分歧之成因,从而由一个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升沉起伏、曲折多变。

韩国的鲁迅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大都设在高等院校的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等研究部门。韩信大学、崇实大学、全南大学、朝鲜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有一流专家学者常年从事鲁迅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个鲁迅研究团体在韩国颇负盛名,一个是韩国鲁迅研究会;另一个是国际鲁迅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认为,在鲁迅研究中,《野草》的存在不仅是原点式的,也是焦点式的,研究者对《野草》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对鲁迅的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里,《野草》中的鲁迅形象是最基本的价值原点,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学者或从作品进入理解鲁迅,或借鲁迅思想建构自己的鲁迅形象,而这背后都体现了“文”“史”“哲”三个方面的交叉结合。在此基础上,孙玉石先生将文本细读与历史事件梳理相结合,而张洁宇的研究也承续了这一方法。

侧重于“翻译”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向度。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行为是由如下要素有机构成的一个系统:原著-原著出版、发表-译者-译著出版-读者-评论者。基于此,具体到鲁迅翻译文学的“翻译”研究,应当包含以下环节:对鲁迅所译原著文本的考察-鲁迅获得原著途径的探寻-译者鲁迅翻译资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鲁迅译著的出版、发表情况钩沉-鲁迅译著读者状况研究-鲁迅译著出版、发表后批评家的评价意见整理。

鲁迅研究/《阿Q正传》/杂文/中国现代文化/意识形态

韩国鲁迅研究会的宗旨是强化和激活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鲁迅思想和文学的研究,加强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为促进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贡献。该研究会会刊《韩国鲁迅研究》杂志于2001年9月创刊,面向全球征稿,通用文字为韩语、中文、英语,每年4月30日、10月30日刊行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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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翻译工作语言是日语和德语,他直接翻译的日语和德语作品达113篇,约占其所译作品的45%,其余的译著多是通过日语或德语转译的其他欧洲小语种文学作品。受语言能力限制,目前绝大多数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阅读鲁迅所译的东欧、北欧和一些西欧小语种国家文学作品的原著,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从小语种原著入手,阅读鲁迅所译作品,进而发现并挖掘蕴含其中的翻译技巧、思想等,是学界应当重视的一条路径。此外,探讨鲁迅翻译观一直是鲁迅翻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笔者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一批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及专著,都致力于鲁迅翻译思想、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些学术论著对鲁迅翻译理论有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应进一步加强。

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学术界对鲁迅这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作家和思想家的解读、研究与议论,构成了本世纪现当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既反映了各历史阶段文学与研究模式的变迁和嬗替,又清晰地打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同时还折射着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因此,各个时期的鲁迅研究都无法仅仅看成是对这一个作家的研究与阐释。

2011年9月,国际鲁迅研究会在鲁迅故乡绍兴成立,会员由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鲁迅研究学者组成,现任会长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自成立以来,该研究会曾在中国、韩国、德国、奥地利、印度、美国等国成功举办过国际论坛,论坛主题涉及“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鲁迅: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对话”“鲁迅:在传统与世界之间”“知识的迁移:鲁迅和欧洲文化”等。2017年12月19日,该研究会还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举办了“第三届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来自中韩两国多所高校的鲁迅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各抒己见,发表了丰富多样的鲁迅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指出,《独醒者与他的灯》的学术风格及审美喜好显然受到孙玉石先生的影响。这本书注重对当时写作情况的钩沉,特别是将周氏兄弟同时期的文学活动,例如翻译、日记等周边文本及《语丝》等刊物勾连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新锐的鲁迅研究者多以20年代的鲁迅为核心,这显然是对毛泽东时期鲁迅形象的反拨。孙玉石先生和钱理群先生代表了《野草》研究的两种方法:前者重在对文本本意及鲁迅思想的探求,后者则有意重新发掘文本的可能性。具体到文本考察方面,前者以《野草》的完整性、封闭性为前提,严格遵循《野草》自身的文本结构,以时间为线索呈现鲁迅的思想变化;后者则将之处理为一个文本群,不看重具体篇章顺序,而是从中抽取某种整体性构造。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这也显现出《野草》研究的难度。

侧重于“文学”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向度及其价值。从已有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多数论文和专著都侧重于“翻译”研究,即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翻译理论的研究上。目前,全面、系统地对鲁迅译著的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的“文学”性研究成果还未出现。笔者认为,开展鲁迅翻译文学的“文学”向度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从开始到1927年是鲁迅研究的起步阶段。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其短篇小说创作为文化界所熟知以后,对其人其作的解读与议论也就随之开始。这时期的研究都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出现,也基本上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上;又因鲁迅尚未被权威化,也未被当作意识形态所要争夺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文章大多质朴温和、入情入理,而且不乏一语中的洞见,但大多为印象式,未及充分展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虞揭示出鲁迅小说对于中国传统礼教制度的批判锋芒;沈雁冰认为鲁迅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和隔膜,并指出他是创造小说新形式的先锋;周作人论述阿Q 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揭示出小说作者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上的辩证特征及表现手法上的“反语”色彩,而且开辟了在世界文学源流中看待鲁迅小说的视角;张定璜发现了鲁迅情感方式上的“冷静”与冷峻特点、表现风格上的乡土气息,并将他的小说当作“从中世纪跨进现代”的标志。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以后的鲁迅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有论者仅从自己认同、却未必充分理解的新潮社会理论与文艺理论来硬套鲁迅的作品,因而对鲁迅小说作出了与一般研究者迥然相异的否定性评价,其代表人物是成仿吾;也有仅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批评鲁迅个人道德与人格的,以陈西滢为代表。这种倾向在以后的鲁迅研究中也有延伸。

此外,在这次对话会上,还举行了丛书《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韩文版出版纪念仪式。这套丛书2013年在中国出版,反响良好。丛书作者包括孙玉石、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10位从事鲁迅研究的著名学者,全面展示了近年来中国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丛书韩文版的出版推动韩国鲁迅研究进入新阶段,为韩国相关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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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300余万字翻译文学作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资源,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逐篇细读,不进行一定的整合研究,那么鲁迅翻译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珍贵精神遗产就会一直处于湮没状态而不为世人所知。鲁迅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大多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和深度认同,这些思想元素与鲁迅著述文本中的思想要素构成碰撞、对话的关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鲁迅思想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认真全面地阐述鲁迅译著的思想元素,就难以把握鲁迅思想的整体面貌。再次,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大多为具有丰富审美价值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本,只有通过深入细读,才能阐发出这些文本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建立鲁迅译著和创作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对话关系。

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鲁迅研究进入一个多元批评视角初步形成的阶段。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鲁迅其人其作的理解与阐述上打下明显的印记,各个不同派别的鲁迅观都得到一定的表达,研究专著开始出现,鲁迅生平资料和鲁迅著作全集也开始出版。首先,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在本阶段的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首次将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与翻译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鲁迅创作论。与同时期其他论者较多地借用某种意识形态批评框架的情形不同,李长之主要从自己对于鲁迅作品的感受与鉴赏入手来分析作家艺术创造上的得失,从而得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发现:鲁迅的独特人生感受方式、鲁迅作品的抒情性、鲁迅杂文的巨大成就(认为新文学诞生以来“还没有第二个”)及其发展轨迹与独特的幽默方式的来源,等等。不过,从他的论式出发,他不认为鲁迅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建设意义的思想家,而只是一个勇于向旧世界抗争的杰出的“战士”。其次,占这时期主导地位的是从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鲁迅所作的研究与批评,他们一般都充分肯定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和意义,但其间又各有自己的切入视角与侧重点。何凝于1933年编选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撰写长篇序言,第一次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也是第一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鲁迅思想的变迁和发展。他所提出的鲁迅杂文是一种战斗的“社会论文”的观点,关于鲁迅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前后期思想转变的表述,在其后的鲁迅研究中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等一些单篇文章里阐述了共产主义政治革命与鲁迅所从事的社会思想革命的异同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并肯定了鲁迅的思想立场及行为方式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些阐述和分析与20年代末期一些标榜新的社会理论与文学口号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区别相当显著,后者只是对鲁迅的思想、创作与人格作了一些简单而粗暴的裁判、否定以至攻击。到了40年代,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胡风则从鲁迅独特的生活实感出发来考察鲁迅的思想特征,指出源于鲁迅人生态度的“内在战斗要求”与其“外在战斗任务”之间达成了完美结合,并第一次将鲁迅的前期与后期思想看成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身为政治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社会的巨大意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家”说(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并鲜明地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一次演讲中他还说“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毛泽东成为对至今为止的国内鲁迅研究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个人。这时期在观点与方法上都属于左翼或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鲁迅研究著作还有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远东书店,1940年),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长风书店,1941年)、《人民文豪鲁迅》(心声阁,1947年),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1942年),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第二辑,东北书店,1947年),何干之《鲁迅思想研究》(东北书店,1948年),雪苇的《鲁迅散论》(光华书店,1948年)等等以及大量的研究和纪念文章。其三,一些具有不同话语背景(主要是留学欧美后回国的留学生)的作家对鲁迅作出了与上述种种论述迥然不同的论述与评价,有的还带有明显的党派对立色彩。梁实秋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鲁迅的社会立场、文学观念、杂文成就、翻译风格等都持否定态度,两人之间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论争。苏雪林虽然肯定鲁迅的小说成就,但对他的杂文创作、后期政治态度以及个人道德都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攻击。此外,伴随着鲁迅在1936年去世,各种怀念、回忆、追述作者生平事迹与经历的文章和文集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其中史料价值较丰富,影响也较大的有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他》(宇宙风社,1940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妇女生活社,1940年)、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3年)、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及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等。由鲁迅夫人景宋及其他知名文化人士共同编辑、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之作序的20卷本《鲁迅全集》也于1938年出版,由此大大增强了鲁迅在中外文化界的影响。

凭借一大批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韩国关于鲁迅的出版物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据统计,1934—2018年间韩国共出版关于鲁迅的单行本书籍790余件,其中包含韩文639件、中文138件、日文18件、德文1件。1992—2018年间韩国学术杂志共发表关于鲁迅的论文250余篇,其中韩文222篇、中文5篇、英文2篇。1980—2018年间韩国学生共提交关于鲁迅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66篇,其中硕士论文49篇,博士论文17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回忆说,孙玉石先生的研究当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了12期,影响深远。“有些东西是很难超越的,但我们可以推进”。《野草》研究涉及历史、个人、文本等多重因素的缠绕,而研究者作为个体,对于希望、绝望都有体会。因此,刘勇教授认为,推进鲁迅精神价值的研究也是目前《野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鲁迅翻译文学之“文学”研究的创新点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并以彻底排他的方式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时期关于鲁迅的一切阅读、解释与阐发都必须纳入这一整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根据各人对马列主义和鲁迅著作的不同理解以及各人政治地位、阐释目的之不同,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却隐伏着许多分歧、冲突和差异。这首先表现在以胡风、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胡风坚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不同意将鲁迅的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改造国民性、建立“人国”及他所概括的“主观战斗精神”当作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与基点;并且坚持对现实社会采取批判性的考察和认知态度,反对“阿Q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但他们在50年代中期就遭到政治性的清洗,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健全、发展与深化的机会。冯雪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保护下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鲁迅研究体系。他延续瞿秋白的思路将鲁迅思想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对其前期思想也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将他概括为一个在思想上“终生都在找路的人”;冯氏还以极为难得的开放性世界文学视野考察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过阿Q是个思想性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的论点。受冯氏较多影响的陈涌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蓝本对鲁迅前期小说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鲁迅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清洗。此后,郭沫若、冯乃超、周扬等政治意识形态官员及其追随者的“鲁迅观”更占主导地位,他们以凝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解释鲁迅的价值与局限,用政治术语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变迁,用阶级斗争的框架来看待鲁迅当年所从事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辩,鲁迅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与品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沦为可以任意打扮和曲解的权力斗争与派性斗争的工具;到“文革”中更是走向极端与荒唐,鲁迅被解释成在政治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俯首听命的小学生和马前卒,至此,鲁迅研究完全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鲁迅作品韩译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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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译文全集》的注疏。八卷本的《鲁迅译文全集》已于2008年出版,有志于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应开展广泛合作,对鲁迅300多万字的翻译作品进行注疏。在笔者看来,《鲁迅译文全集》注疏本应吸取《鲁迅全集》60多年来的注释经验,对鲁迅全部翻译文本涉及的人物姓名、书籍作品、报纸刊物、团体机构、国家民族区域、历史事件及社会事项,以及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外文词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给予注疏。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毕竟也给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其间最主要的成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的系统而又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鲁迅本人的佚文、书信继续被搜集、发现并编辑出版;由各式不同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也纷纷出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及《知堂回想录》尤为平实质朴、信息丰富,许广平、冯雪峰的回忆录尽管掺入不少回忆者的加工与改造,但与巴金、许钦文等另一些鲁迅同时代作家的回忆文章一样,为后来者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958年由国家级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对中外鲁迅研究史以至中国当代文化史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主导意识形态之外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植根于中国现代本土的思想资源;1973年该社重印了1938年版的包括鲁迅译文在内的20卷本《鲁迅全集》,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有关鲁迅的生平资料在这时期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分类整理,薛绥之等主编的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是较有代表性的。这些都为当时及其后的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一阶段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也自有特色和收获,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体系中鲁迅地位的凸显。无论在具体阐释上主流意识形态打下了怎样深的印迹,但形形色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都将鲁迅摆在首要位置,都向一代代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这就为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台阶。关于鲁迅小说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大中学里的鲁迅作品教学而展开,大量的研究著作和文章都按通行的理论观点解释和分析了鲁迅其人其作,既不同于纯政治功利性的解说,也不同于从个人阅读感受出发的立论,虽难以出现理论性的突破和创新,但对于扩大鲁迅小说的社会影响也功不可没。陈涌、朱彤、许钦文、李桑牧、何家槐等人关于《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对鲁迅杂文的政治化阐释甚为普遍,但也有人较注意它们在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结合,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首次提出鲁迅杂文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问题,是这时期公认的研究成就;钱谷融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也是侧重艺术分析且富有创见的论文。时代的局限在对《野草》的理解中尤为突出,冯雪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待《野草》,因而无视它的巨大艺术成就;王瑶在《论〈野草〉》里肯定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主流理论框架的约束下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中的寂寞、虚无与彷徨等情感特征。另外,王瑶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考察,韩长经对于鲁迅小说与俄国文学关系的阐述,张向天、周振甫对鲁迅旧诗的笺注,张望对鲁迅与美术之间关系的梳理,等等。都是这时期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鲁迅研究开辟了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深化的层面。

鲁迅的作品大都聚焦描写贫苦农民或者普通百姓,他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封建愚昧性和落后性的辛辣讽刺,给韩国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鲁迅作品中的反封建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引起了韩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先生在世时,韩国文学界就已着手翻译他的作品。最早翻译介绍鲁迅作品的是韩国诗人、翻译家柳树人。1927年8月韩国《东光》杂志率先刊载了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1929年1月开辟社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入了韩国小说家、翻译家梁白华翻译的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紧接着,1930年1月4日至2月16日韩国《朝鲜日报》连载了梁白华翻译的《阿Q正传》。同年3月27日至4月10日,《中外日报》连载了韩国学者丁来东翻译的《伤逝》(韩文标题为《爱人之死》)。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朝鲜日报》连续五天刊载了李陆史写的《鲁迅追悼文》。之后不久,韩国杂志《朝光》发表了李陆史翻译的《故乡》。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从“经典文本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出发,认为张洁宇的专著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野草》的阐释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他同意张洁宇对于《野草》“紧闭与敞开共存”的判断,认为只有把两种感受兼容到自己的研究中才能达到准确的范式。此外,他也赞同张洁宇学术研究风格上“非确定判断”的特点,认为这是经典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既是对经典丰富性和可能性的尊重,也开放了与已有的研究对话的可能。而对于本书的“细读法”,他特别说明,细读的第一点是形式层面的诗学积淀,即对于“怎么写”的凝视;第二点,它又能穿透形式概括出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分量,换言之,表面看野草是封闭的,连续性不强,但张洁宇的研究恰好穿过破碎的形式,使得形式有了指向作者思想的整体性。第三点即对作家主体的再审视,譬如“自画像”的概括及对两棵枣树的解读,这也是对《野草》研究的推进。

必威体育官网,对鲁迅全部翻译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鲁迅的多数译著,尤其是早期近20万字的文言译著,以晦涩难懂著称。研究者的任务是洞察其译著中晦暗不明的幽微思想元素,清扬鲁迅译著被平淡表象掩盖着的深刻精神命题,开掘鲁迅译著人物凡庸衣冠遮蔽下的幽深心理刻度,阐发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审美上的超迈,探寻鲁迅翻译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独异。

70年代末期以来的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那时起直到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园地在理论视野的突破、研究视角与手法的推陈出新、研究领域的拓展诸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前此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首先自然应该看到,延续数十年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知识结构的制约与影响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为大学、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服务的研究著作以及一些专家的研究专著中,尽管不乏为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所作的视角调整、表述方式的更新以及个别论点的突破,它们在鲁迅作品的普及过程中也自有其功用,但在总的理论框架、研究模式与解读手法上仍然免不了陈陈相因,大体不脱旧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未能结合国际国内社会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在这一领域提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一些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鲁迅研究的学者此时纷纷以论文或专著形式推出自己较系统化的见解,力求在一种整体性结构中来考察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方方面面,对于鲁迅的“国民性”命题、“立人”思想、其作品的反封建意义及阿Q 的革命性等问题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阐释,因而在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较之过去都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但是,他们所习惯的理论模式和话语方式同他们实际的人生感受和艺术理想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就削弱了他们的著作对一般青年读者的吸引力,也制约了他们向更高的研究境界迈进。李何林、王瑶、唐弢、林非等是在“新时期”之初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正有赖于这些学术前辈的努力,才为下一步的突破与超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被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所翻译介绍的鲁迅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说。朝鲜半岛光复后,鲁迅小说的韩文单行本陆续问世,1946年汉城出版社首次刊行了由韩国小说家金光洲、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之后,1963年精研社出版了韩国汉学家李家源翻译的《鲁迅小说选》;1974年大洋书籍出版了韩国学者张基槿编著的《鲁迅和他的小说》;1974年三中堂和东西文化社分别出版了韩国汉学家成元庆翻译的《阿Q正传》和李家源翻译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1986年韩民族社出版了韩国学者金时准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1999年智永社出版了韩国仁济大学教授俞炳台翻译的《花边文学》,善学社先后出版了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洪昔杓翻译的《坟》、《汉文学史纲要》、《华盖集·华盖集续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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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译著与创作的对话关系研究。鲁迅的译著与创作具有诸多的互文关系,例如:鲁迅所译尼采、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中的漂泊、做梦、疯癫、复仇等现代性体验,与他创作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同类精神命题形成呼应;鲁迅所译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与其创作中的启蒙思想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等现代性思想命题具有对话关系;鲁迅对所译爱罗先珂、望·蔼覃的童话十分偏执,这些童话批判现代物质文明的偏至,讴歌世界大同,赞美童心与大自然等精神倾向,鲁迅对它们的偏好披露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浪漫情怀;鲁迅对所译安特莱夫小说“鬼气”的耽迷,对长谷川如是闲笔下野兽之美的欣赏,对果戈理、芥川龙之介作品幽默讽刺的吸纳,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低徊趣味的品鉴,为他本人所创作品的多样化美学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借镜;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文艺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论过程中,不断淘洗、剖析、超越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文化大革命”以后,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进入了鲁迅研究的行列,显示了与自己学术前辈之间的极大差异。他们结合自己曲折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将前此的鲁迅研究中所出现的理论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并力求使之明晰化、系统化,从而尝试在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上突破旧的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研究体系。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摆脱主导意识形态的限定,从研究者个人的现实人生感受出发,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社会历史作用为基点,第一次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作了明确区分,从而将国民性改造思想作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最坚定的理性基础,以此清晰地凸现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和作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进程中无与伦比的重大历史作用。在研究方法上该著也拒绝长期以来蔓延不绝的概念先行的公式化倾向,对鲁迅其人其作都尽量给予历史主义的还原,努力将它们放置到特定历史时空中去加以考察和描述。该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出现了不少表示认同或激烈批评的争鸣文章。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则是一部充满启蒙主义激情的鲁迅研究著作。作者以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为底蕴,不再简单拜伏于权威理论话语及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前,而以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追求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与这位本世纪的“民族魂”认同和对话,从而多层次地揭示了鲁迅思维方式、内在心境与情感以及艺术创造辩证法等诸方面的复杂意蕴。研究范式上,该著从分析鲁迅本人常用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意象”入手,经过分组与归类,层层开掘其间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精神、情感和艺术内涵,被学术界称为“意象——文化”研究方法的最初实践者。作者感情坦荡直率,行文热烈真诚,在青年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站在开放的世界哲学文化背景上,着重探讨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及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了鲁迅精神世界内部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结构形式,并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将“历史的中间物”当作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比起前此的各派鲁迅研究,该著更清晰地揭示出鲁迅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征之间的关系,也更深刻地展现了鲁迅独特情绪体验的内在依据。与前此从作品文本出发探讨作家主体意识的研究路径不同,汪著还将作品文本看成是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投射与外化,从而为开掘鲁迅作品的多重复杂意蕴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实现了研究方式上的一大转移。尽管这些研究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们在理论与方法上对于鲁迅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时期,韩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从小说逐渐扩展到了散文和杂文。1983年青史社以《鲁迅先生》为题,出版了韩国学者朴炳泰翻译的鲁迅与许广平的部分往来书信。1987年日月书斋出版了韩国檀国大学教授韩武熙翻译的《鲁迅文集》。《鲁迅文集》出版后,韩国又陆续出版了一些鲁迅的杂文和书信集。这些涵盖了小说、杂文、书信等各个领域的译作,为韩国学界翻译《鲁迅全集》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怡教授重点分析了张洁宇与孙玉石对于《野草》研究的差异。他认为,在张洁宇的专著中,孙玉石对鲁迅某一阶段思想的宏阔概述被转化为更细致具体的、更情绪化的内容追踪,并且在探讨历史时,也不限于抽象的社会历史背景概括,而是更细微地呈现鲁迅写作的情境,特别是运用日记等材料相互佐证鲁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此外,文学与历史的紧密结合是近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变化,但这样的结合研究也隐含某些问题,“到底是研究历史还是文学”?对此,张洁宇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虽然她强化了历史视野,但最终又落回对《野草》的细读当中,呈现出文学的、心灵的感悟。

总之,我们需要在中国近现代丰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对全部鲁迅文学翻译作品进行细读,阐述鲁迅译著复杂多样的现代性体验、思想命题、审美趣味、艺术形式,并对鲁迅译著与创作的对话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进而为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作出贡献。

70年代末以来思想文化上的重新对外开放也对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些人纷纷尝试采用来自异域的新思潮新方法来解读和阐释鲁迅及其作品,一时被人称为“先锋派的鲁迅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是其中较早的一种,但此时主要侧重在强调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要性,对于中外文学之间的外部联系及鲁迅思想上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得较多,而对双方在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方面的异同点的比较则相对薄弱。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华《鲁迅与外国作家》、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等,是其间的代表作。西方心理学的传入也在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上打下显著的烙印,吕俊华、余凤高、吴俊等人都尝试着运用精神分析或其他心理学流派的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和阐述鲁迅本人及其笔下主人公的文化心理、个性气质和性格特征,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如何有效地运用到对作家审美创造活动的考察当中,尤其是如何用于阐释鲁迅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内在心理活动的准确而又细微的把握,仍然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难题。林兴宅将国外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知识用于对阿Q“性格系统”的阐发时也遇到与此类似的挑战, 尽管他据此得以对阿Q的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性格特征作出了综合性的统一的解释。 西方叙事学理论在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的第三编和其他一些论者的单篇文章里得到初步的运用和实验,它被认为是国内鲁迅研究中借自异域的第一个完整的艺术分析框架,但这一理论只有与对鲁迅的思想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才有望开辟出更广阔的研究前景。

《鲁迅全集》韩文版让读者全面了解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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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绘现代文学版图——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比起本世纪的其他作家,八九十年代关于鲁迅的研究与出版活动一直相当丰富而活跃。1981年,汇集全国鲁迅研究专家数十年的积累、取前此各版《鲁迅全集》之长的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从此成为海内外鲁迅研究界的最新权威版本。鲁迅生平史料的编辑与整理更趋系统化,并在前一阶段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史料与研究并重的《鲁迅研究资料》辑刊,其出版家虽屡经易手,但至今仍坚持出版了20多辑。专门的刊物则有《鲁迅研究月刊》(其前身是《鲁迅研究动态》)。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围也几乎遍及鲁迅文学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小说、杂文、散文诗、旧诗、美术等传统研究领域自不必说,关于他的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以及其小说史学理论、写作艺术、书信、文学翻译活动,等等,也都有研究专著出现(更不用说单篇的研究文章)。在诸多的传记作品中,朱正的《鲁迅传略》、林非和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都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引起了不同读者群体的强烈反响。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海外的鲁迅研究著作与文章也得到了翻译和介绍,其中夏志清、林毓生、李欧梵等人关于鲁迅其人其作的一些观点对于国内鲁迅研究界都产生过相当大的震动和影响。

2010—2015年,韩国陆续出版了由13位汉学家历时数年共同编译的20卷本《鲁迅全集》。这部韩文版全集以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基础,囊括了鲁迅小说、散文、杂文、书信、日记等全部作品。这是继中文版、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鲁迅全集》之后,又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外文版《鲁迅全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教授从传记批评、影响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独醒者与他的灯》的细读进行了补充。一方面,传记批评或索引式批评有时会带来误区,要谨慎处理现实事件与写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研究,除了对于《野草》写作有比较直接关联的厨川白村外,尼采的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鲁迅研究界有过一阵短暂的沉寂,有的专门研究刊物由于经费问题而难以继续维持,一些研究者也相继退出这一领域。但稍后,无论是关于鲁迅各式原著的重新编选与出版还是关于他思想和作品的研究,都有逐渐升温的迹象。一些更年轻的研究者结合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并根据自己与前此的鲁迅研究者们不同的人生和社会体验,尝试着对鲁迅的启蒙思想、精神生命、乡土小说、历史小说及杂文等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与阐释,显示着这一研究领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着持久的魅力和活力。

考虑到鲁迅创作时的历史境况和语言脉络,这部韩文版全集根据国内外最新鲁迅研究成果,重新整理注释,并增加了新的内容。特别是,这部全集收入了韩国之前未曾完整翻译的《热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在谈到这部全集的意义时,编辑委员会委员、韩信大学教授刘世钟强调,在这之前,由于缺少韩文版全集,韩国存在片面接受鲁迅的倾向。例如,一般教育图书市场把鲁迅介绍为单纯的文学家,而民主化人士则把鲁迅看作是单纯的革命家。通过《鲁迅全集》,韩国读者不仅可以了解鲁迅作品的历史时代背景,还可以全面了解韩国人之前不甚了解的作为画家和诗人的鲁迅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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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国学术思想界一样,韩国学术思想界也一致把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和世界性的文学巨匠。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思想文化经典,也已成为受到韩国人民和学界重视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和宝贵的思想遗产。正如鲁迅在《无题》一诗中所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也给韩国人民带来宝贵的思想启迪。在韩文版《鲁迅全集》的“序言”中,编译委员会表示,鲁迅的作品已成为人类的经典,鲁迅毕生与围绕自身的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以朝向生命与平等的人道主义信念和平民意识为思想基础的。

高远东教授补充说,事实上尼采对鲁迅不只有精神气质、象征方式的影响,很可能还有文体风格的启发。孙郁教授也补充到,研究者也应关注文学之外与《野草》有关的艺术实践,例如王西麟的音乐,赵延年的版画等。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张洁宇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表示,研究方法的推进其实也要感谢材料整理工作的进展,比如王世家、止庵两位先生编选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出版为她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张洁宇教授也非常感谢诸位学者的批评,她说“每一代人其实都希望借研究鲁迅来思考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而《独醒者与他的灯》也仍然只是她鲁迅研究的入场券。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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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金寿铁 工作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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