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陷阱,阅读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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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普鲁士行政制度变革并未脱离欧洲发展的基本模式,但其发生的程度和方式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有差异的。首先,不同于它的邻国——法国,“改革”而非“革命”成为普鲁士变革

尽管普鲁士行政制度变革并未脱离欧洲发展的基本模式,但其发生的程度和方式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有差异的。首先,不同于它的邻国——法国,“改革”而非“革命”成为普鲁士变革的主要方式。在这里,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被称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在《里加备忘录》中,改革派政治家哈登堡甚至说,普鲁士改革依靠的是“政府的智慧”。其次,在普鲁士的现代国家体制中,传统的支柱——君主制作为权力的核心从未受到根本性触动。在普鲁士不像欧洲其他国家,“君权神授”并不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君主不是与“神权”而是与世俗的国家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君主制可以随着国家观念的改变与现代国家制度融为一体。比如,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年在位)自称为“国家第一公仆”。而在欧洲宪政革命的年代,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则称自己是“宪法君主”。而且,在一个世纪中,像英国那样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始终没有在普鲁士建立起来,因而其行政制度现代化并不涉及权力分割的核心问题,它所建立的是一个融合了君主制与现代民主因素的混合体。

尽管普鲁士行政制度变革并未脱离欧洲发展的基本模式,但其发生的程度和方式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却是有差异的。首先,不同于它的邻国——法国,“改革”而非“革命”成为普鲁士变革的主要方式。在这里,缓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被称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在《里加备忘录》中,改革派政治家哈登堡甚至说,普鲁士改革依靠的是“政府的智慧”。其次,在普鲁士的现代国家体制中,传统的支柱——君主制作为权力的核心从未受到根本性触动。在普鲁士不像欧洲其他国家,“君权神授”并不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君主不是与“神权”而是与世俗的国家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君主制可以随着国家观念的改变与现代国家制度融为一体。比如,在绝对君主制时期,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年在位)自称为“国家第一公仆”。而在欧洲宪政革命的年代,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则称自己是“宪法君主”。而且,在一个世纪中,像英国那样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始终没有在普鲁士建立起来,因而其行政制度现代化并不涉及权力分割的核心问题,它所建立的是一个融合了君主制与现代民主因素的混合体。

俄国在1877年转向以黄金作为关税的通货形式,实施金币关税制。同时大幅提高进口关税,从温和保护关税转向实行强制性保护关税政策。决策者和工业利益集团的合力促成了这一转向。随着19世纪末俄国按核心经济指标基本实现工业化,加之西伯利亚开发带来资源丰裕、市场扩大、生产力增强的正面影响降低了进口需求,提升了出口竞争力,再次改革关税制度、实施强制性保护关税成为俄国资本和实业利益集团和深受李斯特国家主义学说影响的决策者的共识。这一时期,保护关税的逻辑和壁垒甚至被运用在内殖民性质的西伯利亚开发政策上。

第三,如果说历史的现实毕竟选择了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而且成就了伟大的法兰西政治文明,那么博丹与之唱和的主权论就一定有其正确的道理,至少它从政治上凝聚起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格化意志,为未来的立宪政治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固然法国的建国之路坎坷曲折,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转变,乃至人民主权本身的政治决断,都布满荆棘,谬误繁多,致使政治思想史中有众多论者提出了英美与法德两种主权形态和立宪政制的观点,并由此归咎于博丹,但公允地说,后继者负于博丹者多,而不是相反,因为政制历史的机运在于实践理性,博丹能够整合罗马公法和法兰西王权于彼时之政制圭臬,为什么后人就不能整合博丹主权论和英美政体于此时之宪政规范呢?

国家构建的过程即现代行政体系或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构建及逐步完善的过程。在1750—1850年间,普鲁士行政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1750年左右,普鲁士的绝对君主依据启蒙的理性原则,废除地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中央集权制的现代行政制体系,奠定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的政权基础。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导致国家危亡的紧急状态下,由普鲁士自由派官僚推动了一场政治改革,对君主绝对主义体制下的行政制度进行重组,以“行政自由”代替“宪政自由”,形成了普鲁士现代行政的独特观念,并对后世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1850年左右,在欧洲范围内宪政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的框架内,确立了对君主而非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普鲁士;君主制;欧洲;制度;现代国家

我们注意到在讨论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现代化经验的效仿时,早年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列宁在政论中提出俄国农业和土地制度改革走的是“普鲁士道路”,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革命目标。作为经济史家的格申克龙在解释落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时则认为这一类比不恰当,强调俄国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按照普鲁士模式实现制度变迁。但二者的讨论都没有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展开。20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研究率先找回了现代国家转型的时间维度。佩里·安德森对绝对主义国家系谱“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呼应着它们的构成和演变的深刻差异”的论述及对时序的强调,同样适用对现代化和现代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及至当下,运用过程追溯的方法讨论变迁中的因素和机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化、国家构建、国家转型研究者的共识。

前面所言都是在合理吸收博丹理论的正面教益的前提下展开的,并不等于我在理论观点上完全赞同博丹,更不等于认为博丹的学说就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语境下阅读博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区分两种不同的场景,一种是原本意义上的博丹主权论,一种是后世发挥的博丹主权论,如果按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解释学原则,博丹理论的丰厚价值就所剩不多了,因为现代中国的主权政制以及现实主义的权力原则已经非常浓厚了,我们更为迫切需要的乃是规范主义的宪法体制和宪政主义的限权原则,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对于阅读博丹不感兴趣,甚至十分反对博丹的专制王权理论以及在中国的思想传播。对此,我的观点略有不同。当然,我也认为自由共和政体与博丹的绝对主权是对立的,我也赞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以及限权宪政、法治民主是最为根本性的政制建设,博丹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几乎等于零。但是,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幼稚病和教条主义,必须正视主权问题和现实原则,应该学会与保守主义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和世界宪政,都必须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下,在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中实现,尤其是现代中国,我们的国家建设并没有完成,一个优良的政体制度还远没有构建成熟,富国裕民和自由共和的中国百年梦想都需要在现代国家的体制内卓有成效地开花结果。所以,无论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主权问题都是我们绕不开的症结。

普鲁士行政体系构建及其本质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曾提出“鞍型期”理论,在“鞍型期”,即1750—1850年间,欧洲政治和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它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上从绝对君主制向民主政治过渡,社会领域从传统等级社会向尊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公民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期建立了欧洲的现代国家体系。它是作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角和承担者出现的。

随着“时间”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热点,保罗·皮尔逊深入探讨时间维度上的核心因素——时序和时机等的作用机制。在回应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形成“时间中的政治”时,皮尔逊将相关时间因素引入对制度与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讨论,为解释“原因在时间维度上的组合与特定结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他认为,时序和时机是对微观至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宏观至整个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安德鲁·阿伯特、小威廉·休厄尔等此前对社会变迁中的时间因素也有深入的理论推演和个案研究。

从历史上看,主权是一个外来的“天降神物”,中国传统的王朝政制以及所谓的三统没有这个渊源,现代中国的主权是通过一场革命确立起来的,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还是毛泽东的革命,两个共和国都与革命有着根基性的血缘关系。在我看来,阅读博丹主权论的第一个教益,便是学习主权观念的保守性构建,重构传统政制与主权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博丹的大智慧体现在善于从罗马政制和法兰西王权的传统中塑造新型的君主主权。我们是否也可以创造性地转化我们的传统呢?这里显然存在着对于“革命”这一中介性手段的阐释和理解,关于革命,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区别,有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立宪革命和苏联十月革命之不同,这些革命都与主权国家的构建有关。博丹的主权论并不意味着它与革命毫无关系,而是把政治革命裹藏在保守主义的构建上,法国卢梭以降所开辟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整体革命的路径并不是博丹的真章,固然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绝对性本质的演变延续的是博丹的逻辑,但激进革命却不是博丹的主张,相比之下,英美的主权理论修正甚至颠覆了博丹主权观念的核心内容,但光荣革命和立宪革命的保守性却承继了博丹的衣钵。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我们迫切需要的乃是在坚持和修正博丹主权观念的前提下,实现一种保守主义的政体转换,由此沟通传统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消化两次激进的革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曾提出“鞍型期”理论,在“鞍型期”,即1750—1850年间,欧洲政治和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它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上从绝对君主制向民主政治过渡,社会领域从传统等级社会向尊重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公民社会转型。在这个转型期建立了欧洲的现代国家体系。它是作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角和承担者出现的。

普鲁士行政体系构建及其本质

相比之下,虽然长时段上普鲁士的农业改革同样联合了容克贵族,改革进程延宕;但国家呼应工业化的时代趋势,更具前瞻性的产业政策促进了相对开明的普鲁士贵族阶级同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为农业国的迅速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打下基础。在长子继承制下,有相当数量的普鲁士贵族子弟被纳入社会流动渠道,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也正是格申克龙强调的俄国贵族阶级相比普鲁士容克贵族对自身财产创新不足的原因。

下面我谈第二个视角,即现代国际政治学的视角。西方很多政治学者提出了后主权的理论,他们从政治、经济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国际秩序中的主权特性正在逐步褪色,一个无主权的世界社会即将到来。对于这种论调,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应该承认,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高新科技、跨国经济乃至区域合作的发展演变,世界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增强,全球治理的机制也在多方面扩展,传统国际秩序中的主权原则受到挑战,其绝对性在大大减弱。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还远不是一个后主权或去主权的世界,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防军事、经济贸易和法律体系还是以主权国家为轴心旋转的,尤其是美苏两级的对峙解体之后,国家间关系的主权特性非但没有消解,而且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现,例如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外交哲学,就是一种帝国外衣下的新主权理论。

正是在“鞍型期”,普鲁士从欧洲三流国家跻身一流国家。它的成功转型应当归结于国家构建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卓越的行政治理能力。在欧洲,近代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政治形象。

普鲁士行政制度在18、19世纪普鲁士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它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福利制度建设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这应该是行政制度相对完善、法治建设齐头并进、地方自治逐步推行以及官僚队伍管理制度化等诸多因素有效结合的结果。

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先后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开始在部分地区推行农业制度改革,但全面铺开则要等到19世纪中期。对此,既有研究的基本共识是: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影响了各国在最终废除农奴制之前的实验,同时固化了各方在农业改革问题上的观念及变革制度的能力及意愿。它们渐次影响了农业改革的时机和改革各阶段的具体政策,从而强化了前次改革中已形成的路径依赖。即使目标相同,决策相似,三个国家废除农奴制进程的分岔使得它们的农业改革进程差异显着,从而影响了经济现代化甚至现代国家转型的结果。

首先,我们阅读博丹,要置身于他那个时代,从十六世纪法国的政制状况来理解作者接纛的主权问题,这个历史的语境是我说的第一个视角。西方的历史社会在希腊、罗马的城邦制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十二、十三世纪以降,在中世纪的中晚期,欧洲社会开始出现新的情况,各个民族国家的雏形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下逐渐显现出来,伴随着基督教神权与封建制王权的二元对峙这一大的主线,实际上又涌现出多种复杂的权力政治与思想意识的冲突与斗争。例如,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新教改革,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新教席卷欧洲腹地,而天主教会的强势反弹则深化了教权与王权的结盟,至于各个王权国家乃至诸多邦国、公国等封建世俗权力之间,围绕着利益、权势、尊严和信念等也展开了剧烈的纷争,此外,罗马法的发现,古典思想的研读,人文主义的觉醒,市民意识的萌芽,等等,这些构成了博丹主权理论的社会与思想背景。尤其是当时的法国,正在经历着内战的骚乱,上述各种势力与观念的纠葛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益加剧,致使传统的法兰西王国难以为继。正是在这样一种天下大乱的时代处境下,让•博丹另辟蹊径,在各派思想观点的扭结中梳理出一个凸显政制主体意志的本质性主权理论,这个从古罗马帝制和法兰西国王的最高统治权挖掘出来的主权观念,被博丹打造为一个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符号,并赋予其“绝对与永久的”本质特性。

第三,注重地方自治。19世纪,随着传统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解体,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为了鼓励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事务,普鲁士开展自治实践。在强调国家行政统治主导地位的同时,建立各省、县和市镇等级代表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分子参政议政。这样的制度设计既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家权力的膨胀,克服官僚制度带来的负面效果,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也是为了公民社会的成长,为社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过,与英国不同,普鲁士的地方自治不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地方代表制度只是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有益组成部分而被纳入行政体系。而且,由于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坚韧性及法律体系的特殊性,普鲁士的自治实践特别关注新旧治理原则之间的妥协与协调,以求实现传统自治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直到1872年《县自治条例》颁布,地方自治才得以广泛推行。

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19世纪的时空语境,追溯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时间相关因素、考察现代化核心解释因素在时间维度上的互动和变迁,比较相似条件下相近的独立决策或是效仿行为,追溯它们在“长十九世纪”现代化道路的分岔。各国的“普鲁士道路”差异巨大,最终成为“普鲁士歧路”。通过“半负面案例”间的比较,追溯俄国和奥地利同“普鲁士道路”的分歧时刻,寻求其中的机制,提出因果解释,从而更确切地衡量并评价两国各维度现代化的结果,对这一时期现代国家转型的成败得失提出稳健的解释。

当然,博丹很难读,这是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首先感到的一个体会,我觉得这恰恰是件好事,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理论话语中,想当然地使用或滥用“主权”一词的论者太多了。无论是赞同主权论的还是质疑主权论的,是侧重国内法之主权的,还是侧重国际法之主权的,他们的所谓主权不外乎几条干巴巴的原则和界定,致使相互讨论乃至论争起来时均感无趣,甚至连使用者自己都怀疑一个涉及国家政制之经纬的核心概念会如此干瘪贫乏,空洞无物。现在对照一下博丹有关主权的历史、政制和法律的恢弘、细致的论述,我们适才痛感,不是主权观念的理论内容本就如此,而是我们的知识简陋空泛,我们的思想懒惰无能,我们的主张僵硬教条,看来,只有扎扎实实地深入原典正学,追溯人类政制的历史根源,把握现实事务的机杼枢纽,才能厘清法政事务的一些内在脉络,知晓自己所持观点的立场,洞悉国是演变流转的轨迹。正确地阅读博丹《主权论》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政制原理的智识上的挑战,我这篇小文显然不可能就博氏的鸿篇大论展开论述,只是试图就中国语境下如何理解《主权论》所需要的三重视角,谈一点个人的体会。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鲁士行政制度的现代化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直到晚近,对现代化普鲁士模式及其欧洲效仿者的研究讨论尚不够深入。格哈德·瓦格纳以德国现代国家转型为参照系,考察了奥地利决策者与强势利益集团力量对比导致的决策模式差异。他对利益集团行为、联合阵线属性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追溯与解释仍是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加里·科恩比照19世纪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国家转型进程,重新评价了奥匈帝国最后20年的政治改革。其细分却同质的自变量虽然有助于形成案例内比较、构建“半负面案例”,但时间维度的缺失削弱了因果解释的逻辑关系。

下面我要讨论的第三个视角,也是对于我们更为重要的视角,是如何在当今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阅读博丹的主权论。现代中国无疑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成果,并已经具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证成,但是,何为主权?何为主权国家?何为主权国家的宪政体制?这些攸关的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述。

第四,官僚集团管理方式的现代化。韦伯说,在现代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有效统治既不靠议会的演说,也不靠君主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日常的行政管理,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操之于官僚集团手中。如此一来,官僚集团的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普鲁士,官员的任用、晋升、工资、养老金、岗位培训、考评制度、职责范围等都是按层级制设计的,在一个世纪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在欧洲国家的官僚专业化管理中具有典范性。而官员的行为规范则受到行政法规的制约,对纪律、廉洁有严格要求。在君主体制下,忠诚、服从被视为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官员和职业政治家则更属“特殊责任”,它的养成既依赖于荣誉感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也依靠特别的官员惩戒手段。

实际上,奥地利的政治改革本身并不缺乏现代性。虽然限制贵族的失败使其18世纪的政治现代化进展落后于普鲁士,但约瑟夫二世行政改革培育的现代官僚体系在19世纪上半叶对前期现代化“遗产”的打压之下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准,为帝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建制力。但这一时期在既得利益、族群和阶级认同、现代化观念影响下精英分裂持续加深,削弱了国家能力。利益输送、权力交易以及联合阵线的扩大、分裂和重新整合成为1848年之后奥地利政治改革的主线,左右了政治改革议程的设置、决策和动员。

第二,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是西方社会从古典城邦制经中世纪封建制到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理论途径,博丹开发的绝对主权论与英国、荷兰,乃至美国等国家的政治思想家们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不同,这里有着大陆国家的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博丹早年也曾有过自由主义的思想经历,提出过“有限的最高权力”概念,他为什么最终发生了理论转变,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主权观念既可以与专制王权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与自由共和结合在一起,既可以与国际法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国内法的宪政秩序结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审慎地加以政治与法律的拟制,历史的实践证明,英美的法政智慧看来要优越于法德。

正是在“鞍型期”,普鲁士从欧洲三流国家跻身一流国家。它的成功转型应当归结于国家构建的有效性以及政府卓越的行政治理能力。在欧洲,近代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政治形象。

总之,奥地利虽然效仿了“普鲁士模式”,但是弱势的国家能力和不平衡的经济结构不仅导致其在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中彻底落败,而且未能对帝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提供显着支持。

阅读博丹《主权论》的三重视角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曾提出“鞍型期”理论,在“鞍型期”,即1750—1850年间,欧洲政治和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

此外,无论是方法上“半负面案例”在案例选择和比较研究中的作用,还是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各项改革的时机、时序、时长,各维度改革成败得失对现代化结果的影响都为我们尝试提出多民族帝国乃至后发现代化国家效仿先进成败得失的一般性解释打下基础。

不错,博丹的主权论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也正因为此,他的理论引来了不少骂名,但我在此强调的是我们要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来看待这个问题,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给予同情的理解。

应当指出,到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行政制度的现代化已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毕竟君主制下,行政现代化发展的空间有限。随着专业化官僚体制的壮大和成熟,君主的专制权力与行政的常规权力越来越难以共存。作为现代普鲁士国家体系中的两大权力支柱,君权与行政权的法律关系始终是模糊的,加之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三者的权力关系并未在1848年12月6日《普鲁士钦定宪法》及1850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明确界定,导致50年代内阁的不稳定和频繁更迭,60年代则发生了严重的“宪法冲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而此后“铁血宰相”俾斯麦长达二十八年的“个人统治”又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民族的政治才能。

因此,三国农业改革恰恰不是“普鲁士道路”而是“普鲁士歧路”。实际上,在俄国和奥地利其他领域对普鲁士现代化经验的效仿,才是我们将其作为正面案例,评估俄奥两个“半负面案例”,解释现代化进程中正面学习行为及其成败得失的关键。

第一,专制主义尤其是君主专制主义,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坏词,与无政府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相比,基于法制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不啻为一种优良的政体,至少在博丹的眼中,法国十六世纪的君主专制,是有法可依的,而且在法律之上,他还指出了欧洲传统有自的神法、自然法等高级法对于王权专制的约束力,所以,西方思想脉络中的君主专制主义或绝对主义王权统治,并非中国语境中的无法无天或政制暴政,亦非阿伦特意义上的现代极权主义。在博丹的语义中,专制主权与法律之治并没有根本性的抵牾,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需要某种专属性的人格,而由血统、法律和历史形成的君主制在维系这个政治体的稳定、权威和光荣等方面与民主制和贵族制相比似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二,法治国家的发展。这个进程始于普鲁士绝对君主制末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国家行政的司法管辖权,将司法权与传统等级社会相剥离。同时,通过建立一支专业的司法队伍,实现司法体系国家化和规范化。1794年,《普鲁士国家通用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理性基础上司法制度的建立,一个保障公民权、保护个人和社会发展空间的法治国家初步建成。进入19世纪,法治建设的目标转向行政权从司法领域全面撤退。改革者秉承行政合理化原则,反对司法控制立法,认为司法应限于审判,而放弃对立法的垄断;交出的立法权则应由行政权来掌握,因为立法是行政权的最高表现。改革的结果是,司法部门立法权被剥夺,交由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放弃包括民事、刑事在内的司法审判权。司法独立、行政受司法监督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在普鲁士,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屡有发生,行政与司法分离的过程并未一蹴而就。1825—1828年普鲁士司法和行政部门间关于职权范围的争论以及19世纪50—60年代“行政司法权”的发展就是典型案例。

奥地利1867年改组建立二元帝国同普鲁士1871年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一起,成为两国政治改革最关键的分岔口。在奥地利,匈牙利贵族凭借王国各利益集团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共识,在帝国事务上获得了议价能力。这既是多民族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构建庇护—代理关系并在交易中巩固联合阵线的起点,也是激化利益集团之间其他内生性矛盾、动摇既有联合阵线的开端。奥地利皇室同马扎尔贵族阶级的妥协在短期内实现了帝国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一决策也扩大了其同新兴资产阶级、其他非德意志族群聚居区的联合阵线的裂隙。而且,帝国各族群利益集团对这一斗争剧目的效仿进一步增加了联合阵线重新整合的变数。奥地利皇室1866年在做出这一决策时显然已经遗忘1859年至1861年间君主立宪危机的教训和经验。

当然,二十、二十一世纪的主权观念,与十六、十七世纪博丹肇始的构建民族国家时代的主权观念,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已经多有歧变,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对应当今的国家间关系来解读博丹。四百年来,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基于主权的国家学说几经嬗变,博丹传流下来的细软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一方面你可以说,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博丹主权论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结构方面,有价值的东西,如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统一性以及人格化等,已经各堪其用,重读博丹,不过是以现今的世界格局与未来演变来考察博氏理论之得失,指出其历史与学理的局限;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博丹的现代意义远没有被挖掘出来,世人看到的只是博氏理论显明的方面,但其隐晦的方面并没有得到重视,重读博丹,不是浏览其菁华已尽的颓败,而是寻找在历史大转型时期构建新型政治体的能力,从世界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路径演变,主权观念的拟制需要非凡的智识创造力。

第一,行政制度的构建依循合理化和专业化的原则。在一个世纪中,从早期绝对君主制时代的总执行局制度,到19世纪初斯泰因—哈登堡改革时期的国务院体制,再到19世纪中期宪政体制下的内阁制度,普鲁士国家的改革既关注职能部门的有效分工,明确并严格执行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也注重官僚体系中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专业资质和能力的培养。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实施严格的考试和培训制度,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成为重要标准。在制度设计中,普鲁士还推行过一些颇有特色的机制,如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实行“合议制”,在中央成立类似“官员议会”的“国家参事院”,等等。这些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为君主制下政府决策过程增加了透明性、公开性和民主性,尽管它同时也带来了决策过程可能延宕的弊端。而对官员专业知识的要求则会“与时俱进”,充分反映时代的需要。18世纪,为有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注重财政学、警察学,而到了19世纪,则因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特别强调经济学和法学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经济观察报书评

主权是一种观念,更是一套政制技艺,关于主权国家的宪政体制,博丹在《主权论》一书中通过对于古典政制的权力分析,已经做了深入的论述。当然,博丹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现代主权论在今天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国,都已经不合时宜,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这个绝对王权论,而是其中的那一套宪政制度,激进革命的人民主权论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用民主取代了君主,但也同时取代了宪政和法治,致使人民主权论为一句空话。现代中国经过激进革命已经建立了人民主权的国家体制,但与之配套的宪政体制还远没有完成,固然英美的司法宪政体制、代议民主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但博丹构建的政治宪政主义也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现代中国受法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偏大,博丹一脉的保守主义却不被重视,实际上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宪政体制往往更为成熟,更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例如,博丹有关主权国家整体功能的界定,关于各项公权力的分类、定位以及历史演变的分析,对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述等,都有富有启发性的。从制度层面上看,博丹的主权论隐含着两条路径,一条是绝对主义的集权之路,一条是相对主义的限权之路,对于中国来说,两个方向都需要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摸索,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所谓宪政国家应该是一个强大而有限度的主权国家,对此,博丹虽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却是我们重新阅读他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

普鲁士行政体系中的现代化因素

奥地利国会大厦

今日世界,已经处于日渐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正在追赶世界步伐,全面融入这一浩荡之潮流,四百年前的博丹主权问题似乎已经过时,后主权理论在西方早就不是新奇的东西,其实启蒙时期以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理论,都没有把主权问题视为根本性的问题,甚至都是在破主权至上的幌子下展开各自的理论叙事并相互竞争的,从这个层面上看,《主权论》所倡导的义理对于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我们正在与国际社会一起超越主权时代。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还是相当虚假的方面,我们果真超越了主权政制,西方社会果真破除了主权体制,进入后主权的全球化国际新秩序?此外,主权果真像某些理论家们所说的,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从未成为核心的问题,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平等理想等)从来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建设究竟是否完成,作为独立政体的民族国家究竟是否称得上一个优良的主权政制,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是否赓续有自,真正实现了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落实了主权国家的原始精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真问题,为此博丹的《主权论》不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吗?

国家构建的过程即现代行政体系或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构建及逐步完善的过程。在1750—1850年间,普鲁士行政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一是1750年左右,普鲁士的绝对君主依据启蒙的理性原则,废除地方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中央集权制的现代行政制体系,奠定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的政权基础。二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导致国家危亡的紧急状态下,由普鲁士自由派官僚推动了一场政治改革,对君主绝对主义体制下的行政制度进行重组,以“行政自由”代替“宪政自由”,形成了普鲁士现代行政的独特观念,并对后世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1850年左右,在欧洲范围内宪政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的框架内,确立了对君主而非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

“普鲁士道路”及其分岔

博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批评家,更不是一个政治浪漫派,他对时代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洞察力,他的主权理论暗合了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现实政治的演变逻辑,反映了当时的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晚期到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过渡之际的政制需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主权理论促进了这个专制君主制的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并不是一步就跨入成熟的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除外),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就是绝对主义的王权专制时期。作为封建王国,面对罗马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皇帝,以及其他各种政治权力,如何构建各自的统治权力之最高的本质特性,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课题,博丹发扬的这一脉理论,很敏锐地开发了王权的政制潜力,把国家与王权有机地捆绑在一起,从而拟制出一个国家主权的新观念。

此后俄国和奥地利在19世纪中期重启现代化时,再次选择了效仿普鲁士模式制定决策、设计制度。到20世纪初,尽管俄国和奥地利的改革进展可观,但是最终都未能取得普鲁士式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战争的失利和国内矛盾的积累以不同形式终结了三个帝国皇室的统治,留下了各不相同的遗产。

从理论上看,博丹的主权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通过考察罗马公法中的各种立法、行政与司法上的权力职能,以及中世纪君主的各种权能,梳理出一个涵括五项基本权力(任命官职、制定法律、宣战与媾和、听审权与赦免权)的主权体系,这个体系为未来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权力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第二,通过政制历史中各种形态的最高权能的分析,把有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政体下的分散的、偶然的和零乱的法律规定,转化为一个新型的君主主权,并把这个君主主权与民族国家这一新型的政治体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现代君主制的合法统治提供了一种历史的依据。第三,从原则、本质和属性上阐释了主权的本性,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主权是国家所有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主权不可分割”等著名的论断,并且据此对混合政体、罗马执政官、罗马人民、国王与法律以及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宪政问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主权论的底色。

因此在考察改革初始状态的“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回应通则性现代化解释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强调时间维度。其一,甄别各国改革决策的顺序,区分是因相似条件形成的共识,还是对成熟观念和经验的效仿。其二,加入对时间因素的衡量,追溯改革进程中分岔形成、扩大和固化的时间属性。其三,追溯进程中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对其能力、策略及“国家能力”“利益集团固化程度”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由此确定成败的“关键时刻”。其中时机和时序切实影响了各维度改革乃至现代化全局的成败,而精英斗争烈度和国家能力则是具体影响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吸纳策略的自变量。国家体制性吸纳策略同利益集团策略及其导致的联合阵线的变动一起构成“长十九世纪”现代国家转型的解释变量。

关于法国近世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国人耳熟能详,此公的主权云云,法政人士也都能说出几句,但他数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共和国六书》直到今天尚没有汉译,不能不说是汉语学术界的一大憾事。所幸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卫海、钱俊文二君根据剑桥大学H。富兰克林教授的英文摘译本,几番寒暑,移译了《主权论》,富兰克林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是选摘了博丹巨著中的四章内容,但博氏最为璀璨的主权理论尽在其中,它的汉语文本的问世,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硕大的空白。数年前我曾粗读过博丹此书,现今一册在手,来回翻阅,引发了我的诸多思绪。

总之,不同于农业改革,在工业化和宏观经济发展领域,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对俄国经济改革的决策、执行和结果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是严格意义上现代化改革中的效仿行为。对普鲁士具体经验的效仿和对抗则是影响奥地利经济改革的主线。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等因素尚不足以解释三个国家“长十九世纪”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异同。现代经济观念、各项改革的时机和时序、利益集团间联合阵线的变动、产业政策的相互影响共同造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分岔或殊途同归。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博丹的国家主权观念生成演变不过五百年,在五千年来的世界政治文明史中是一个短小的片段,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在中国三千年的王朝政制中,人类社会在没有主权和主权国家的体制下,曾经照样生活和存续,各自创造出发达的政治共同体和灿烂的古典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博丹主权论的意义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政制历史一定是在博丹的主权论语境之下终结,而且早晚于博丹主权论,中西方各种非主权的政治理论,如世界帝国论、永久和平论、共产主义论、乌托邦论、天下大同论等等,描绘的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都与主权国家论相左,当今论者言及的后主权时代显然有这样一个古今大历史的叙事背景。上述认识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它们是今天重读博丹不可或缺的一种识见,它告诉我们博丹不是唯一的,主权国家也不是永久的。

第四,现代国家转型是系统的进程。各项改革的时机、时序、时长对新旧制度之间、新制度之间匹配程度的影响关系到一个甚至多个维度改革的成败。进一步而言,财政改革的成功并不能确保现代化成功,但政治改革的失败则从根本上制约了现代国家转型的可能。

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回避主权体制和现实权力原则,而是对绝对主义的专制本性如何予以富有成效的驯化,其实,现代中国的政制痼疾,并不是博丹意义上的,而是另有根源,自由政体固然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但重新挖掘博丹保守主义的宪政内涵,也不失为另外一剂良药,而且在接续传统和根除疾病的功效方面,也许比自由主义更为恰切,或者说自由政制只有与保守主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克服中国百年激进主义的政治狂潮。博丹的《主权论》恢弘高远,在此我只是简单勾勒了一下阅读它的三重视角,至于如何探囊取物、发现宝藏,还有待读者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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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在道义上总是高高在上,永远正确的,没有它,一个政治体的本性难免是败坏的,甚至是非正义的,但是,单纯抽象的理想主义是脆弱的,博丹的现实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是有局限的,但它强有力,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的非常困境。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重读博丹,它给予我们的挑战,就不是简单地用主权过时一句话或列举几个相关的例子就可以化约掉的,我们必须正视随处可见的国家权力这一现实力量,必须探讨用理想主义约束国家权力的宪政技艺(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博丹唯一,是错误的,没有博丹,也是错误的,博丹主权论的现实主义偏于一端,当今去主权的理想主义则偏于另一端,而中庸之道,或者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审慎综合,才是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实际上这种冶现实原则和理想原则于一炉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西方千年以来的主流政治传统,致使西方文明在近现代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列,尤其是英美,他们的自由、共和、民主的主权国家建设堪称现代民族国家的典范。

在奥地利,18世纪的改革中未竟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因为1848年春的加利西亚危机和全国性的社会革命,迅速完成了评估、决策和动员的程序。虽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登基后镇压革命,奥地利基本复辟了旧制度,但是建立在利益集团共识和法律双重基础上的农业制度变迁既成事实。1848年奥地利国会立法成为农业改革的开端。奥地利19世纪50年代执行临时议会的决策,在乡村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我在此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我们不能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忘记了脚下的大地,在思考未来的终结图景时,遗失了眼下的现实处境,无论怎么说,当今世界的人们仍然还是生活在一个博丹描绘的主权政制的网络之中,国家依然是我们的政治肉身。我认为,现实主义是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指针,博丹在当今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考量内政与外交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那就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原则。当然,在如何理解国家利益,尤其是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个核心宪政问题方面,博丹的主权论未必原则上完全正确,或者说它仅仅卓有成效地论证了特定时代的特定问题,即十六世纪法国王权的政体构建,但他的政治学方法却是开创性的,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在这个方法之下,可以构建各自的主权政制论,例如,英美国家就成功地塑造了自由、共和与分权的主权国家论,再如,德国近现代的规范主义宪法学、新老康德主义的普世主义共和政体,就不同程度地在规范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下,包含了国家利益的现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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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通过解释时机、时序等时间维度的因素,追溯并衡量改革进程中精英斗争和利益集团之间联合阵线的属性及其变动,解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现代化进程的分岔所在和歧路所向。

最后,国家能力的差异也使得两国政治体制吸纳、联合阶级和族群利益集团的模式不尽相同。在奥地利,从1848年社会革命削弱贵族但未能削弱君主开始,联合阵线阶级跨度很大,族群跨度则相对较小。面对各维度的问题,联合阵线的分化整合是奥地利此后历次改革的动力。在普鲁士,19世纪初的改革虽然同样引发了持续的竞争与合作,但无论是联合阵线的整合还是利益集团自身的转型都在跨阶级、跨族群的平衡下,相对稳定且持续。改革时期决策和执行阶段的差异使得俄国和奥地利在“长十九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岔越来越大,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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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奥地利19世纪中期政治改革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实现“传统社会等级的现代化”加强国家能力、维护帝国权威。限制贵族和限制君主成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长十九世纪”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三个国家都选择将新制度叠加或者嵌入既有制度,逐渐推进政治改革,但改革前国家能力、利益集团力量对比以及对启蒙观念接受程度的差异导致各国在评估时对各方面因素权重的考量不尽相同,做出的决策和推行的制度也各有侧重,改革路线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岔。此后,改革各阶段的时序和时机影响了建立宪政、扩大政治参与等现代政治核心议程的决策和执行,加强并固化了政治改革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

普鲁士在18世纪后期经济改革的基础上,率先于19世纪初废除农奴制。其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从动员到执行都较为高效,成效也相对显着。农业改革同时也成为包括建立现代官僚体系、培育市民阶层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宏大改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决策者深知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实现变迁,与贵族组成联合阵线则是经18世纪改革经验证明可行且有效的形式。19世纪进一步的改革也延续了上述策略。因此改革未能动摇容克贵族权势,此后德国虽然农业生产繁荣,但是未获得产业政策的充分支持,资本和劳动力自身的潜力和创新意愿也相对不足。到19世纪末,农业体系由于创新乏力和资本的工业转向被彻底边缘化。减产危机成为德国农业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转折点。

“维特体制”是对李斯特学说的第一次全面实践。这一以理想状态为目标的纲领为维特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产业政策留下了空间。不过,在动员和执行中,俄国产业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受到后发国家地位和时代趋势的制约,在空间维度上则进一步受制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多民族帝国的地区差异而且多因素归因的复杂性、从观念学习到效仿行为之间的层层传递以及系统改革中相互交叉的因果链也都削弱了证据—效仿—理论间的联系。因此,俄国产业政策学习李斯特学说在可衡量的意义上,只有观念启蒙与决策的联系相对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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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从1848年欧洲革命触发政治改革到1871年普鲁士最终通过“小德意志方案”实现德国统一,奥地利和普鲁士政治改革进程的时机和关键时刻基本相似。这期间两国在一系列关键时刻的作为以及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大国主导下的领土调整对两国领土和社会结构的远期影响,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治改革渐行渐远。普鲁士在19世纪20年代的领土调整中获得了可观的土地和人口。其与既有领土构成了同“富国”和“强兵”两个目标相辅相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巩固并扩大了18世纪政治经济改革中形成的开明利益集团联合阵线,成为普鲁士现代化的红利。反之,从16世纪40年代德意志领导权之争起,奥地利就受制于平衡“大德意志方案”野心和治理多民族帝国的负担。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观念在时代趋势影响下成为帝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核心议题。族群利益集团成为阶级利益集团之外聚合或割裂联合阵线的活跃因素,深刻影响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和结果。

“维特体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来自国内的批评,维特对帝国经济发展的认识也与时俱进。实际上,维特在19世纪90年代注意农业改革的重要性、调整产业政策转向平衡工农业发展的做法即源于此。欧俄诸省原本的产量优势辅以农业技术改革,帮助俄国从欧洲19世纪70年代末减产危机中恢复并保持优势。

首先,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经验示范效应的认同以及由此激发的效仿行为最初发生在改革的决策阶段,同时受到包括阶级和族群两类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程度和国家能力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先行甄别三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是效仿还是相近条件下相似,两者机制并不相同。随后再选取相应的机制,解释各因素之间的差异如何影响了决策。

其次,国家能力和阶级利益集团两方面因素的相似推动了效仿或相近条件下相似的决策。而在决策相似的情况下,阶级和族群两类利益集团的差异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改革的动员和执行,形成分岔。

总之,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18世纪农业改革的“遗产”、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都有所差异。因此尽管各国改革派变革意愿强烈、核心目标相同,甚至改革模式相近,但受上述差异影响,各利益集团立场、策略和行为不尽相同。因此俄国和奥地利的农业改革并非是对普鲁士经验的效仿,而是在因素相似、机制相近情况下殊途同归的决策。而且在后续进程中,改革的时机和时序、利益集团的能力和意愿等方面的差异都进一步扩大了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第三,综合因素和机制的解释框架揭示了现代化改革各阶段的变动。时间维度上具体的时机、时序、进程的持续时间以及各维度变革之间的时序等,不仅为我们评价“普鲁士道路”、解释“普鲁士歧路”,而且为进一步解释后发现代化国家效仿先进的变迁提供了稳健的支持。

第二,以普鲁士案例为参照,在比较视野下追溯俄国、奥地利两个“半负面案例”的19世纪现代化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关因素和机制如何形成分岔,走上不同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相似的目标和初始状态使俄国和普鲁士19世纪的农业改革开端颇为相似。18世纪加强绝对主义统治的改革增强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国家能力,激发了它们推行农业改革加强国家能力的意愿。19世纪初两国的贵族阶级总体保守,强烈反对农业改革;农民阶级人口众多,受启蒙影响有限,诉求朴素。利益集团属性和立场的相似,使得两个国家在改革动员阶段遇到了相近的问题,也都采用了相似的联合贵族的策略。但是农业改革目标的差异使俄国进程和“普鲁士道路”形成了分岔。开启改革的时机及改革进程的时序构成了“普鲁士歧路”中一系列的分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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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对时间维度的忽视。这制约了现代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导致中层理论推进有限。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力量对比等核心因素的初始状态以及它们在改革各阶段相互作用,继而影响现代化结果,是晚近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主流解释框架。但研究者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效仿行为的讨论仍然停留在观念启蒙如何影响了改革的决策和开端,此后虽也关注改革进程中利益集团效仿既有经验改变策略的行为,但是很少进一步深入追溯和讨论效仿先进中的成败得失。在效仿先进问题上,时间维度恰是关键。它不仅是影响现代化观念形成和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化进程展开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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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加利西亚等地区,寻求变革的农民阶级通过学习,启蒙并强化了变革的意愿,提高了自身能力,并与国家改革目标形成了合力,农业改革基本取得成功。在加利西亚,阶级冲突的烈度甚于族群政治的分野,时序上也先于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农业改革取得成功,帝国中央权威得以维系。而在贵族阶级强大、各阶级立场保守、民族主义成为社会核心议程的匈牙利,农业改革进展缓慢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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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

为获得广大贵族的支持,俄国在评估改革决策时就选择了联合贵族阶级的方式,继而落实在制度设计及实践中。同时,动员先于决策的顺序决定了1861年改革是君主、改革派官员、部分开明贵族同广大反对改革的贵族之间妥协的结果。在改革的执行过程中,俄国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逐渐实现制度更新的同时,保留甚至强化了传统农业生产和社会制度。贵族阶级在特权加持下勉强适应了早期工业化的变迁,经济地位和阶级特权并未受到撼动,因此缺乏社会流动的动机。丰裕的资源和强势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固化了传统利益集团,未能激发经济起飞必需的竞争和创新。反之,农业改革中形成的妥协模式成为日后贵族阶级与改革派君主和政府领导人常规的“斗争剧目”,一再拖延了经济改革的进程。财政和行政领域改革落后造成的制度不匹配进一步制约了俄国后续农业改革的能力和意愿。

国家能力的路径分岔

改革失败在第一波现代化之后成为常态。18世纪以降的现代国家转型无论是配对比较还是全案例研究,“半负面案例”都比正面或负面案例更为常见。时空语境尤其是时间维度已经成为现代化和现代国家转型研究中层理论构建公认的突破口。追溯并解释变迁中的关键时刻成为研究者深入评估并非全然成功改革的新起点。在此基础上,配对比较、选取“半负面案例”、细分维度评价成为深入解释19世纪以来现代国家转型的有效路径。过程追溯则从方法上保障了理论解释的稳健性。此外,有关早期现代国家构建、当代国家构建和后发展的一系列比较研究为我们形成解释框架、分析俄国和奥地利“长十九世纪”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学者对1848年革命之后普鲁士国王强行颁布的新宪法是“‘把王冠和法律的权威同1848年的新自由’结合起来”的评价也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相同的政体使俄国君主立宪改革学习德国自由主义法学学说、效仿德国宪法,但改革派联合阵线始终未能削弱固化的贵族利益集团。20世纪初,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的俄国方案在形成之初,就将议员代表国家的代议制修改为代表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议制。改革决策和执行的动力来自1904年到1907年历次社会革命引发的统治危机。此外,虽然改革决策已经在尽量约束君主权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旧制度,但执行中这一制度的转圜余地被阐释为允许君主以政令的形式绕过宪法的约束。俄国实质上退回君主制。此后1917年年初的“二月革命”在宣告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帝国终结的同时仍然未能有效限制贵族,向议会共和制转型失败成为必然。

俄国和奥地利经济改革的“普鲁士道路”及其分岔

俄国迟到且保守的改革减缓了经济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但俄国也在保持农业优势的同时,在工业领域核心指标上完成了追赶。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是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的起点。1861年《解放农奴法案》和一系列具体规定保证了农奴制的彻底废除和农业制度改革最低程度的实现。但同时俄国通过对“村社制”的落实和强化,把农民留在了农村。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历经长期广泛的调研,是一个明显的正面学习过程,但从决策者的观念启蒙和改革的评估及决策过程看,直接推动改革的是当时的财政和军事危机以及长期式微的旧制度。前任沙皇和改革派高官的观念、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改革经验是此轮改革效仿学习的对象。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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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在此格局下,奥地利效仿先进技术、规划和建设铁路只是个人兴趣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路网布局也是个人和地方意愿高于战略意义。奥地利的铁路建设虽然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未能系统提升帝国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实力。因此奥地利模式很难形成赶超,并为政治和军事竞争做出实质贡献。这与邻邦普鲁士同样由金融资本和实业集团主导铁路建设,但国家工业规划全局性强、产业政策清晰稳健的策略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同时,无论是完善现代化、国家构建理论,还是深化国际社会中效仿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发国家通过效仿先进推行改革的做法,都是19世纪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不容忽视的主题。这一时期开始或重启现代化的国家有三个主要效仿对象——通过16—17世纪的社会运动和改革确立现代制度优势并在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继续领先的英国、在形成启蒙观念和建立现代制度两个方面开启18世纪现代化先声的法国以及在18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举建立制度优势的普鲁士。不同于英国和法国,虽然普鲁士直至1871年才主导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自身的现代国家转型仍在进行中,但从18世纪起就有同侪学习普鲁士的现代化经验,普鲁士学者的理论学说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

欧洲经验要准确评价被标签化的“普鲁士道路”,首先要论及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经验效仿的成败得失。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现代化中的效仿行为,二是对19世纪现代化的普鲁士模式及其欧洲效仿者的具体讨论。

总之,无论是从“长十九世纪”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现代化改革,还是从更广义的现代国家转型来看,限制贵族即使不比限制君主更重要,至少是同样关键。然而,俄国各方面的改革都未曾有效限制贵族,这不仅制约了改革的进展,而且拖延了限制君主目标的形成和实现。在时间维度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的深化导致激进派激化精英冲突,引发社会革命,最终瓦解了帝国。反之,奥地利的政治改革虽然成功地限制了贵族和君主,但随着1860年新绝对主义统治的崩溃,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未能得到规范,精英冲突成为帝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国家转型的主线,最终导致帝国的分裂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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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的19世纪

效仿先发国家经验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之一。政治家和研究者对“普鲁士道路”多有述评,但少有深入研究。实际上,以普鲁士案例为参照,在比较视野下追溯作为“半负面案例”的俄国、奥地利19世纪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决策相近的现代化改革如何形成分岔,进而导致不同结果。具体来说,在区分改革决策是效仿学习还是相似条件下的相近决策的基础上,考察行为体的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寻求其中的因素与机制,解释它们对改革进程和结果的影响。阶级和族群两类利益集团的固化程度同国家能力一起影响了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经验示范效应的认同以及由此激发的效仿行为。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影响了社会流动和行为体互动模式,国家能力影响了政治体制吸纳、联合阶级和族群利益集团模式。上述因素影响效仿中的具体行为,并通过各维度改革的时机、时序、进程持续时间以及现代国家转型各维度变革的顺序,影响了现代化的最终结果。

在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之外,前次改革的“遗产”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观念与经验也对俄国和奥地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废除农奴制开始,两国农业改革的力度、进程和结果都与之相关,工业化进程也同样如此。普鲁士经验或普鲁士观念不仅影响了两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决策,而且影响了后续动员和执行进程。

1848年欧洲革命触发了奥地利的农业改革,社会革命动摇了传统力量对比下固化的社会结构。面对可预期的利益,阶级、族群等集团的联合阵线重新整合,极大地弥补了此前因国家强制力不足而停滞的农奴制改革。不过革命中的改革在推进农业制度现代化的同时,也加强了利益集团的议价能力、固化了各方立场、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奥地利的铁路建设发端于19世纪20年代对英国铁路事业的学习。林兹—布杰约维采线是欧洲大陆第一个铁道工程。不同于俄国国家战略高度的产业政策,也不同于普鲁士与先发国家错位发展的产业战略,奥地利的铁路建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的动力都来自开明贵族、金融资本家和实业家的见识。奥地利政府则因为国家能力不足等原因,对铁路国有化问题随意处置。帝国的军事战略家同样观念保守,缺乏革新意愿。国家对铁路产业放任自流,相关政策可谓无序。

因此,奥地利19世纪农业改革同样是对广义绝对主义统治模式的效仿和自身经验的学习。弗兰茨·约瑟夫一世顺应社会革命反对封建制度的契机,压制了18世纪改革的最大障碍,在帝国大部分地区重推农业改革。各地区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是各方组建联合阵线的核心自变量。联合阵线受阶级和族群利益集团和央地关系影响,其在改革进程中的稳固、冲突和分裂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农业改革的结果。

既往对国家学习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当代政治和经济议题。国际政治学者多关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学习行为如何影响了对外战略,而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则多关注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中的制度学习。传统国家现代化改革中的学习行为如何影响其现代国家转型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见文献大多是逸闻式的评述和因果相关的简单解说,少有深入的因果和机制性解释。

时间维度中的“普鲁士道路”

1890年开始的一系列反改革政策是俄国发现国家失去对基层强制力的反制措施。但其对前期改革收益的剥夺激发了受自由主义观念启蒙的知识阶层限制君主权力、争取立宪改革的意愿和行动。自由主义立宪派与政府改革派及开明贵族相互呼应,敦促建立宪政。

俄国和奥地利“长十九世纪”的改革在时间维度上的时机并非完全被动的“可遇不可求”,行为体的能力、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了现代化改革各阶段的时序、改革各阶段和整个制度变迁的时长。它们或在转折点形成了分岔,或在制度变迁中形成了分水岭。由此构成的关键时刻直接影响了效仿的成败。

1848年革命中的匈牙利

俄国在决策者铁腕和远见推动下,一度充分发挥了后发国家效仿先进、正面学习的优势。19世纪末俄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892年维特伯爵出任财政大臣后推行“维特体制”下的全面工业化。19世纪80年代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学说的服膺使维特摒弃大俄罗斯主义立场,完成观念启蒙。他在主管帝国经济事务时,全面采纳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发展工业化。不同于对既有现代化改革经验的学习。

国际社会中的竞争与合作也影响了效仿先进的路线成败。这不仅是这一时期奥地利效仿“普鲁士模式”推行现代化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19世纪以降在衰落中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大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再次,阶级和族群利益集团固化程度通过影响社会流动和影响改革动员阶段各行为体互动的模式,进而影响改革后续的执行。这其中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匈牙利、加利西亚地区的阶级固化使变革中的联合阵线相对稳定。财政、军事危机爆发的时机以及改革进程中的得失,都在加深制度路径依赖、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加剧了族群或阶级内部的精英分歧甚至冲突。与之相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虽然存在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但是奥地利民族众多,各族群大多聚居,在政治生活中族群利益集团内部凝聚力和对外议价意愿总体上胜于普鲁士的犹太人社群。

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德国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也进一步强化了俄国通过实施保护关税以保护经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强势的国家能力和广泛的联合阵线使俄国通过效仿“普鲁士模式”,调整关税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保护关税的优势等方面实现了改革目标。

在第一波现代化成就西方的兴起之后,财政、军事危机及同先发国家的比较差距成为后发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或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接受现代国家学说的启蒙、效仿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逐渐成为后发国家制定决策、推行改革的核心路径。历史和政治学研究者对此多有述评,但少有深入研究。

工业革命是19世纪经济发展的核心。铁路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兼具军事战略意义和社会公共物品的属性,是我们比较工业化成败得失的有益视角。普鲁士在英国通过技术革命建立纺织工业优势,国内容克地主强势垄断传统产业的情况下将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工业化的突破口,铁路由此成为核心产业政策。因此,虽然同将铁路建设作为工业化早期产业政策的核心,俄国的改革动力、产业政策和实践都更为狭隘,在发展过程中与普鲁士渐行渐远。俄国对里程数和铁路网的片面追求,不仅是造成两国铁路发展模式差异的核心因素,也是工业化鸿沟持续且不断扩大的动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俄国重启现代化,强化了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目标。因此,早在19世纪末谢尔盖·维特伯爵推行工业化、深化农业改革前,全力建设铁路就成为俄国早期产业政策的核心。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从强到弱影响俄国产业政策的因素依次是国家战略、外国经验和经济发展理论。铁路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令俄国急功近利,在取得显着成就的同时遗留了诸多问题。俄国干线路网建设和总里程数迅速赶超先发现代化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后勤现代化贡献卓越。但从决策到执行,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俄国铁路几乎集中了变革社会所有新旧制度的弱点。政策未经严格评估即行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投资、建设、运营等各方面有效监管的缺失一再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完全利益导向的激励机制使得投机资本和外国资本成为获利最大的利益集团,给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对初始状态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两组核心因素的考察虽然可以大致评估和解释一个国家各维度现代化的成败,但细分时间维度的因素、考察现代化进程中行为体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动,仍是我们评价和解释并非全然成功的现代国家转型必需的路径。理解时空语境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曲折进程、解释其中对先发国家或成功同侪经验的效仿同样如此。此外,在动态的时间维度上,前一波改革的遗产,经济、政治和财政改革进程中利益集团联合阵线的形成和分化,各项改革的时机和时序等,也都是我们构建理论框架、甄别效仿或是相似条件下的相近决策、解释因素组合的异同如何影响改革成败的起点。这也是我们参照普鲁士经验,比较俄国和奥地利“长十九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提出稳健解释的有效路径。由此才能说明与前一波现代化相关又有区别的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19世纪改革“重启”的属性,从一个侧面解释它们相比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国家更为延宕的制度和社会变迁进程。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必威体育官网 ,德意志领导权之争是早年奥地利效仿“普鲁士模式”对内降低和取消关税、对外实施保护关税最直观的障碍。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封杀了奥地利寻求加入的意向,进一步明确了其“小德意志方案”的倾向。奥地利转而效仿关税同盟进行改革。维也纳中央政府1851年废除了奥地利同匈牙利之间的关税壁垒。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奥地利完成了帝国内部市场的整合,并与德意志关税同盟达成了贸易协议。

在欧洲现代化的系谱上,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并不只是启蒙观念的产物,而是与绝对主义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国家形态主流的时代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同于西欧国家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同步确立了绝对主义统治的转型过程,在俄国和匈牙利,封建制度的部分实质内容并未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受到削弱。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奥地利全境,封建制度丰富了改革进程中利益集团的斗争剧目。

亚历山大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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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政治改革与其说是限制贵族,不如说是限制君主。扩大贵族在地方事务上权力的地方自治改革削弱了国家在基层的强制力。地方自治的实践为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提供了空间。这一体系培育了贵族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行政能力,为俄国从等级制职官体系向现代官僚制度转型打下了基础。但相比德国和奥地利的行政改革,俄国在形成符合现代化趋势建制力的意愿和措施并不充足;同时,国家对基层控制力的缺失使改革未能撼动固化的乡村制度,两者都制约了现代国家转型的成效。

解放农奴

在效仿普鲁士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中,俄国和奥地利不仅在地理上与之邻接,而且最迟至18世纪中期,二者就开始效仿普鲁士加强绝对主义统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进现代化。它们几乎同期开始改革,且最初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极为相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因国家能力、基础制度、现代化观念启蒙、利益集团固化程度以及各项改革在时序上的差异,至18世纪末,俄国和奥地利与普鲁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和奥地利现代化进程有所停滞甚至倒退的同时,普鲁士废除农奴制、建立现代行政制度、培育市民社会等改革在曲折中推进。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国家转型开始落后于普鲁士。

不同于18世纪经济现代化集中于农业改革。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所有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农业改革和工业化成为新兴现代化国家经济改革的两个核心问题。这一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面临的问题相似,改革目标也大体一致。两国的基本目标都是解放劳动力、实现产业升级。在加强绝对主义统治、提高国民收入、升级产业结构、增加帝国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支撑政治、军事扩张则是两个帝国和它们的德意志西邻共同的目标。

农奴制改革

强势的国家能力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使得俄国成为“普鲁士模式”忠实的效仿者。“长十九世纪”之初,两个国家的初始状态也有相似之处。但包括国家在内,各利益集团关于经济发展的观念、产业政策干涉形式及程度都使得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分岔并渐行渐远。俄国社会整体保守,缺乏创新动力和意愿,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改革效仿“普鲁士模式”的成效。利益集团改革动力不足对经济起飞的约束日益显着,而国家军事战略的激进转向进一步引发了产业政策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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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从先进的改革中,“普鲁士道路”因20世纪初革命领导人列宁对俄国19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普鲁士道路”及“美国道路”的一系列论述和20世纪60年代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对这一概念标签的批评而广为人知。同时,在现代国家转型的系谱上,奥地利同俄国从国家类型到现代化进程颇为相似。同普鲁士的竞争及对普鲁士经验的效仿交织构成奥地利“长十九世纪”改革的主线。

在奥地利,18世纪打破行业协会垄断扫除创新障碍和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为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央政府规划现代产业政策、金融和实业利益集团自发主导工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因为同普鲁士在德意志领导权问题上长期的争夺,奥地利经济发展路线摇摆于“普鲁士道路”及其对立面之间。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不受重视的经济发展议题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使奥匈帝国经济利益和创新驱动下的工农业增量虽然提升了城乡现代化水平,但未能整体提升帝国的实力。到20世纪初,可观的现代性增量未能推动经济起飞。

普鲁士经验如何影响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化进程?两国改革决策中哪些是追随“普鲁士道路”的效仿行为、哪些只是绝对主义国家在相似因素组合下相似的决策?时空语境下改革各阶段的哪些因素和机制导致了进程的分岔,继而制约了改革的进展,使最终结果成败殊途?本文以此为例,解释效仿先进改革的成败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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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常被概括为“普鲁士道路”的经验实际上包括了三类不同的政策行为:对普鲁士正式制度和改革经验的直接效仿、对建立在现代化经验和理论推演所形成学说的学习以及在与“绝对主义统治的东欧形态”相似的初始状态和相近的目标条件下形成的决策共识。因此,在静态的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的初始状态和相互作用之外,只有通过强调动态的时间维度和变迁进程的解释框架,才能追溯和甄别三者的联系和区别,揭示机制,提出稳健的解释。

对内增加财政汲取能力、集中资源进行富国强兵,对外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整合帝国市场是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财政现代化改革的共同目标。效仿普鲁士的财政政策,对内取消关税壁垒、对外实施关税保护成为俄国和奥地利财政改革的核心议题。关税改革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经济和财政现代化的进程,而且间接影响了奥地利政治改革和现代国家转型的路线。因工农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关税制度改革指向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在内容和权重上的差异,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关税调整政策的内容和时机各不相同。

然而这一权宜之计随着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失败而被迫调整。奥地利对内更新了与匈牙利的内部关税同盟;对外则随着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贸易协议的到期,进入“自主”关税时期。但由于内莱塔尼亚工业化相对发达、匈牙利传统农业优势明显,帝国自给自足、互补型经济结构使得奥地利缺乏关税改革的意愿。而且国家能力不足也难以支持大张旗鼓的竞争。在19世纪末保护关税回潮、贸易战和关税战激烈的普遍趋势下,奥地利仅在世纪之交与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进行了一场贸易战,其结果却是进一步削弱了奥地利在关税和贸易领域对外竞争的能力。

作者=王子夔

进一步考察长时段的变迁可以注意到,俄国效仿“普鲁士模式”约束贵族阶级推动现代国家转型失败的分岔可以追溯到前一波政治改革。普鲁士18世纪的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与容克大地主的联合阵线,19世纪的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结构。反之,俄国17—18世纪的改革以服役义务约束贵族阶级的同时,也赋予他们极大权力。到19世纪,贵族阶级封闭僵化、市民和知识阶层不发达的状况日渐固化,城市化和城市自治水平也止步不前。俄国官僚体系在形成现代性增量的同时,封建传统观念仍占主流,公民社会培育更是接近空白。这些都注定了其在20世纪初效仿德国政治改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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